我瘫坐在泥地里，抹着眼泪，心里一片平静。第一步，成了。让他们窝里斗去吧。
从那天起，我彻底开启了“摆烂”模式。
做饭？行啊。不是忘了放盐，就是故意放多了咸得齁死人。炒菜？要么糊得发黑，要么夹生得咬不动。王春花骂我，我就低着头，小声嘟囔：“火候……掌握不好……以前……在家没做过这么多人的饭……”
洗衣服？好的。力气小，搓不干净。晾衣服？一阵“风吹来”，衣服“没夹住”，掉地上又得重洗。李红英拿着沾了泥印子的花衬衫跳脚骂，我就怯生生地说：“风……风太大了……我抓不住……”
去生产队上工？挣工分？那更是我的“重灾区”。分派给我的活，永远是最慢完成的那一个。锄草？人家锄完一垄，我才挪动半垄。割麦子？人家唰唰唰，我半天割一小把，还时不时“累得”直起腰喘粗气，或者“不小心”割破手指头（其实就划了道小口子），弄得血糊糊一片，吓得记分员都不敢靠近。
队长找我谈话，我低着头，绞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叫：“队长……我……我身体从小就不好……没力气……干不动重活……拖累大家了……对不起……” 眼泪说来就来。
队长看着我瘦得风一吹就倒的样子，再看看我“干活”时那要死不活的状态，也信了几分，只能叹口气，把我调到最轻松的、工分也最低的晒场看谷子。
李家的日子，因为我，彻底乱了套。
王春花天天指着我鼻子骂“丧门星”、“懒骨头”、“赔钱货”，骂得唾沫横飞。李建国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阴沉，觉得我丢尽了他的脸。李红英更是变着法儿找茬，摔摔打打。
但我一概不理。骂我？我就低着头，像块木头，左耳进右耳出。想打我？我就提前“晕倒”，或者“虚弱”得站不稳往地上瘫。反正我现在是全村都知道的“病秧子”、“没力气”。
他们越生气，我越平静。该吃吃，该睡睡（虽然睡的是冰冷的灶房草铺）。分给我的饭，哪怕只有半碗糊糊，我也吃得干干净净，绝不浪费一点能量。偷偷藏起来的窝头、咸菜丝，就是我“战略储备粮”。
看着他们因为家务活没人干、因为我挣不到工分、因为家里越来越乱而互相指责、吵得天翻地覆的样子，我心里那口憋了上辈子的恶气，才稍微顺了那么一点点。
真正的爆发，在一个月后。
那天，李建国在修生产队的拖拉机时，不小心被扳手砸了脚，肿得老高，没法上工了。王春花心疼儿子，又想着我晒场的活轻松，就打发我去给李建国送午饭——两个白面馍馍，一大碗油汪汪的炒鸡蛋。这在李家，绝对是顶好的伙食了，平时只有李建国这个“壮劳力”偶尔能享受。
我端着碗，心里冷笑。上辈子，这种好事永远轮不到我。我提着篮子，慢悠悠地往生产队的工具房走。
路过村里的供销点门口，正好看见李红英和几个小姐妹围在那儿，李红英手里拿着个崭新的、红彤彤的塑料发卡，对着供销点的玻璃窗照来照去，一脸得意。那发卡一看就不便宜，至少得一两块钱。
我心里一动。上辈子就有风言风语，说李红英手脚不干净，会偷偷拿家里的钱。王春花虽然抠门刻薄，但对这个老闺女却是出奇的大方，零花钱给得不少。可李红英贪心，总是不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