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吐出U盘，手都在抖。
但我知道，从今晚起，我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乖乖女虞知意”了。
我是——
一个开始学会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请病假。
不是装的。
是真的发烧到39度。
梦里全是档案柜自动打开的画面，每一份文件上都印着我的名字，最后一份写着：“处理意见：清除。”
我烧得迷迷糊糊，接到我妈电话。
“知意啊，你张姨说你们单位最近要提拔副科？”
我闭着眼，声音沙哑：“妈，别问了。”
“你都工作五年了，也该往上走走了……人家小李才来两年，听说已经在准备竞聘材料了。”
我笑了。
笑出声。
“妈，你知道咱们小区那个扫地的刘阿姨吗？”
“嗯？怎么了？”
“她十年前也是副科级。”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挂了。
烧退得慢，脑子却清醒得可怕。
我想起入职第一天，老主任对我说的话：
“在这儿，宁可在人前全不会，别在人前会不全。”
我当时以为是劝我低调。
现在才懂——
这是保命口诀。
第三天，我准时上班。
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头发一丝不苟地扎成低马尾，脸上化了淡妆，连嘴角弧度都经过计算。
我走到工位前，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信封。
没有署名。
但我知道是谁的笔迹——那种刻意模仿印刷体的歪斜字，只有王科长写得出来。
我当着全办公室的面，拆开。
里面是一张调岗通知：
“虞知意同志，因工作需要，调至后勤服务中心，即日生效。”
后勤？
那是专门安置“问题员工”的地方。
扫厕所、修水管、给领导家换煤气罐，顺便监视谁在背后嚼舌根。
我捏着纸，笑了。
然后我站起来，走向局长办公室。
一路上，没人敢拦我。
也许是因为我走得太过平静，像去交一份普通报表。
秘书想拦，我只说了一句：“我有紧急事项汇报。”
她说：“局长在开会。”
我点点头：“那我就等。”
我在门口站了四十分钟。
期间王科长来了三次，每次都说“有事谈完再进去”。
我没理他。
第四十五分钟，门开了。
局长走出来，皱眉：“小虞？什么事？”
我递上那份调岗通知，声音平稳：“局长，我想知道，这是您的意思吗？”
他看了一眼，脸色微变。
“谁给你的？”
“王科长。”
他沉默两秒，把通知折好，塞进西装内袋：“我知道了。”
然后转身就走。
我没追。
我知道，这一局，我赢了。
不是因为我多聪明，而是因为我做对了一件事——
我没有哭，没有求情，没有解释。
我只是把问题，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更高一层的人。
这就是体制里的生存法则：
永远不要自己解决问题。
你要让问题，自己去找能解决它的人。
中午吃饭时，我坐在角落，吃着便利店买的饭团。
小李凑过来，试探地问：“虞姐，听说你要去后勤？”
我咬了一口饭团，淡淡道：“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