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的脸瞬间白了，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颓然地挥挥手：“……修！赶紧修！”
停机维修的通知发出，整条生产线安静下来。工人们聚在一边，无所事事地看着。老李不停地打着电话，语气越来越急躁。
我按照规程，断电、挂牌、上锁，然后开始拆卸烧毁的元件。动作标准，一丝不苟，甚至称得上优雅，只是速度，比平时慢了那么一点。
下午四点五十五分，我关闭了电脑上最后一个程序界面，开始整理桌面。图纸归拢，工具入箱，茶杯洗净倒扣。
隔壁工位的同事探过头：“林工，技术部刚发了个邮件，让核对一下新产线的调试数据，明天上午要用，要不……”
“明天上班我会处理。”我拉上工具包的拉链。
“就十分钟的事儿……”
墙上的电子钟数字跳动：十六点五十九分三十秒。
我站起身，穿上外套，拿起背包和钥匙。
五点整。下班铃声尖锐地响起，穿透整个车间。
铃声还未落尽，我已经走出了办公室的门，留下半个“可是”还卡在同事喉咙里的同事。
这种精准的节奏，很快成为了车间一景。上班，我总在最后一秒踏入大门，刷卡的“嘀”声和上班铃声严丝合缝。下班，铃声第一个音节炸响的瞬间，我的背影一定刚好消失在门框之外。
所有的加班通知，无论是邮件、电话，还是当面催促，得到的都是同一句回答：“根据劳动合同，我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
第一次拒绝时，生产主任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林工，这批设备明天客户就来验货，今晚必须调试完，算加班，三倍工资！”
“抱歉，家里有事。”我的声音透过电话线，听不出情绪。
“有什么事比厂里的急事还重要？林凡，你别忘了厂长的话！”
“家里的事，私事。”我顿了顿，补充道，“或者，您需要我提供证明？”
电话那头呼吸粗重起来，然后是猛地撂电话的忙音。
后来，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会议上不点名的批评。
“最近啊，有些技术骨干，思想滑坡严重！缺乏奉献精神！眼里只有那八小时，没有一点大局观！”厂长敲着桌子，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下面，在我头顶停留片刻。
我低着头，在笔记本上画一串精确的、毫无意义的齿轮。
车间里那些需要“额外关照”的维护请求，也开始被我严格地框定在规程之内。
“林工，这台设备劳驾给调一下参数，效率能高不少。”一个老师傅赔着笑递过烟。
我推开烟，拿出操作规程手册：“参数范围是厂商设定的最优值，擅自调整可能影响设备寿命和产品合格率。如果需要变更，需要向技术部提交申请，由工程师评估后，经分管领导批准。”
老师傅脸上的笑僵住了：“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吗？以前……”
“以前是以前。”我合上手冊，“现在，按规程办。”
他悻悻地走了，嘟囔着：“……摆什么臭架子。”
流水线的设备开始出现一些微小的问题。不是大故障，只是小毛病变得频繁：传送带偶尔跑偏，传感器灵敏度失调，机械臂定位出现毫米级的误差。这些问题不足以立刻停产，却像鞋里的沙子，不断磨损着生产的效率和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