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们跑得更勤快了，但他们发现，很多问题他们解决不了，必须等我“按计划”巡检时处理。而我的巡检，严格遵循着时间表和规程，绝不会因为某条线“正赶急单”而加快半分。
一次，厂长亲自陪着一个大客户参观车间。走到核心的三号流水线时，一台正在执行精细操作的机械臂突然卡顿了一下，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产出的一个部件上划出一道明显的刮痕。
厂长的笑容瞬间冻结在脸上。客户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厂长压低声音，厉声问身后的车间主任。
主任额头冒汗，赶紧招手叫来维修工。维修工检查了半天，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厂长，是、是编码器信号偶尔丢失，可能线路接触不良，得请林工……”
厂长脸色铁青，猛地看向正站在不远处、面无表情记录着什么的我。
我合上记录板，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这条线的全面巡检计划在明天下午两点。我会届时处理。”
客户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厂长腮帮子的肌肉猛地绷紧，又强行松开，挤出一个难看的笑：“一点小问题，马上解决！不影响我们合作！”
他最终没能留住那个客户。
之后的日子里，一种无形的紧绷感在车间蔓延。看我准时下班的眼光，从最初的好奇、不解，渐渐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有轻视，有疏远，也有极少数不易察觉的同情。我照单全收，依旧沉默地画着我的齿轮，卡着我的秒针。
我和整个世界之间，仿佛隔起了一层看不见的、却坚不可摧的玻璃罩。
妻子是最先察觉到不同的。不是通过我的描述——我什么也没说——而是通过那些沉默。
餐桌上，我咀嚼食物的动作变得缓慢而精确，眼神常常停在空中的某一点。她试着聊些家长里短，我的回应简短而礼貌，像在完成一项通讯协议。夜里，我躺在床边，呼吸平稳，但她知道我没睡。
“厂里……是不是有什么事？”一天晚上，她终于忍不住，手搭上我的胳膊，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担忧。
我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上一块模糊的光斑，那是窗外路灯的反光。
“没事。”我说，“只是有点累。”
她沉默了一会儿，手指无意识地收紧：“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
我翻了个身，背对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身后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孩子也问：“爸爸，你最近怎么都不笑了？”
我摸摸他的头，想扯出一个笑，脸部肌肉却僵硬得像生了锈的齿轮。“爸爸在想工作上的事。”我说，声音干巴巴的。
这个家，像一间被抽空了空气的房子，虽然一切物品都在原位，却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知道源头在我，但我胸腔里那片冰冷的坚硬，让我无法柔软，无法解释。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绝对的、冰冷的精确。上班路上，我会默数红灯的秒数，调整车速，确保在绿灯亮起的瞬间恰好通过路口。盛饭时，米饭在碗里的高度几乎分毫不差。这种对规则的极致遵守，成了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只有我自己懂的黑色幽默。
只是在深夜，偶尔从零星破碎的梦里惊醒，会恍惚听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闻到机油和金属灼热的气味。然后，心脏会猛地一缩，那十万块像一块冰，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