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便去了上海，在一个老同学那里暂住。那年的上海，梅雨季节格外漫长，空气里总是弥漫着黄浦江的潮气和梧桐树的絮语。我住在同学位于老西门的一处旧公寓里，窗外是连绵起伏的石库门屋顶，瓦片上生长着墨绿色的青苔，每到雨天，雨水便沿着翘起的檐角汇成细流，在弄堂里敲击出清脆的乐章。
我们都年轻气盛，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对这座城市的光怪陆离充满好奇。我的同学叫陈伟，是个地道的上海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各地方言。他带着我穿梭于这座城市的肌理之中：白天我们在福州路的老书店淘弄泛黄的外文书，傍晚蹲在云南路小吃摊前就着啤酒吃烧烤，深夜则混迹于各种地下音乐现场，听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与那些留着长发、眼神狂热的艺术家们讨论着尼采和凯鲁亚克。
上海在那时的我眼中，是一座由无数个秘密拼接而成的迷宫。每一条弄堂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一扇雕花铁门后都可能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戏剧。我们像两个闯入魔法世界的麻瓜，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这座城市华丽外表下的每一层面纱。
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坐在阳台上乘凉。远处外滩的灯光在潮湿的空气中晕染开来，仿佛一幅被水浸染的油画。黄浦江上传来轮船低沉的汽笛声，与近处弄堂里老太太用上海话唠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突然转过身来，对陈伟说：“咱们找个地方赌一把吧。”窗外的霓虹灯恰好闪过一道红光，映在我因酒精而发热的脸上，“不要那些高级会所，也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地下赌场，找个真正能玩两把的小地方。”
陈伟沉默了片刻，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藤椅的扶手。他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那种神情我后来才明白是犹豫与诱惑的交战。最终，他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笑容：“正好，我知道一个地方，不大不小，正是你想找的那种‘无赖的乐园’。”他说“乐园”两个字时，声音突然低沉下去，仿佛这个词带着某种不祥的重量。
我们走下吱呀作响的木楼梯，穿过已经入睡的弄堂。一只黑猫从垃圾桶后面窜出来，碧绿的眼睛在黑暗中发出幽光。陈伟领着我七拐八绕，走进一个比想象中更要深邃的里弄。这里的路灯大多坏了，只有零星几盏发出昏黄的光晕，在我们的脚下拉长出扭曲变形的影子。
那栋石库门建筑看起来与其他老房子并无二致，乌漆大门上的铜环已经氧化发黑，门楣上模糊的雕花显露出岁月的痕迹。唯一不同的是，门口蹲着一个瘦小的老头，他正在默默地抽着烟，烟头在黑暗中明灭不定，像一只窥视的眼睛。
陈伟上前与老人低声交谈了几句，递过去一叠钞票。老人点点头，用枯瘦的手指在门上敲出某种节奏——三长两短，停顿，再两长一短。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一条缝，一个剃着平头的壮汉探出头来，锐利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视一圈，这才侧身放我们进去。
我们爬上吱呀作响的楼梯，木质踏板在脚下发出痛苦的呻吟，仿佛在诉说着不堪重负的往事。楼梯间的墙壁上糊着已经发黄的报纸，墨迹模糊的铅字报道着十年前的新闻。在二楼转角处，我们又被要求交了一笔押金，这才被允许进入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