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语在狭小空间里碰撞回响，带着一种毋庸置疑的、现实世界的重量。
母亲的身影在他身后担忧地晃了一下，终究没有走进来，只是从父亲肩膀后投来一瞥，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
那叹息声又轻又飘，却比父亲所有的斥责加起来更沉重，像冰凉滑腻的水银，无声无息地漫过门槛，淹到我的脚踝，冰冷迅速向上蔓延，让我浑身僵硬，动弹不得。
“听点话，收收心吧，啊？先把你那成绩搞上去，这才是正路。这些东西……”她没再说下去，但那份沉重的失望与无奈已然盈满了狭小的空间，几乎令人窒息。她的话语里藏着一种柔软的绝望，反而更让人难以承受。
我没抬头，死死垂着眼睑，视线模糊地落在桌上那堆失败的“破烂”上，手指却死死掐着那枚冰凉的、毫无反应的传感器，金属的边缘深深硌进掌心肌肤，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仿佛那是唯一能确认自己还存在的感觉。
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大团湿透的棉花，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扼住了所有试图辩解、试图呐喊的声音。那些片刻前还在脑海中翻腾奔涌的、关于未来、关于治愈疾病、关于改变世界的炽热图景，在他们冰冷的话语里迅速冷却、龟裂、失重，碎成一地无人问津也无人在意的垃圾，连同我十七岁夏天所有的热情与坚持，一起被否定了。
风不知何时停了，仿佛也被门外的现实喝止。失去了气流的搅动，那些刚刚还在飞舞的尘埃缓缓落定，覆盖在桌面上、零件上、我的头发和汗湿的颈窝里，像是提前落下的一场静默的雪，掩埋了一切。屋子里只剩下灯泡轻微的电流声和我几乎停滞的呼吸。
钉入尘嚣
他们走了，门没有关严，留下一道缝隙，透进外面世界嘈杂而“正常”的声音——邻居家厨房爆炒的滋滋声、电视里欢快的广告歌、楼下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尖叫。每一种声音都尖锐地标注着我的“不正常”，那道光隙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烙在年轻的心上。
后来，相似的场景被命运一次次复刻，精准地粘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如同注定失败的循环脚本。
在大学窄仄潮湿的宿舍楼道里，南方梅雨季节的湿气氤氲在空气中，墙壁渗出微弱的水痕。我攥着那份被揉皱又小心翼翼抚平的特殊人才申请表，指尖冰凉，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边。
招聘单位的老师斜倚在栏杆旁，目光扫过表格上并不出众的成绩排名和体能测评数据，语气公事公办，却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或许是怜悯的意味：“同学，你的专业成绩……和我们的硬性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体能测试也不达标。这个方向，你恐怕不太符合。”
他没有说出口的那个词，大概是“不配”。那两个字却仿佛拥有了实体，悬在浑浊潮湿的空气里，不断膨胀，最终无声地砸下来，正中眉心，带来一阵屈辱的嗡鸣。
我低下头，看见自己洗得发白的帆布鞋尖，正局促地相互摩擦着，试图碾碎那看不见的失望。手中的申请表似乎又在发烫，我几乎能听见那些曾熬夜苦读、在操场拼命奔跑的夜晚，正一点点碎裂成灰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