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建处的工作逐渐繁忙，老同志的增加让仲夏的任务也随之倍增。这几天，她忙得像个陀螺，却发现越忙越乱，越乱越忙。性急的她知道着急只会让事情更糟，但发现昨天已经打印好的文件今天下发时发现错误，不得不返工时，还是感到抓狂。
更让仲夏头痛的是突如其来的接待任务。新客人一到，她必须放下手头未完成的工作，陪着参观厂区、安排用餐，如果客人当晚不走，还要安排住宿和晚间活动，直到送客离开为止。而她在接待时，心里还挂念着文件没下发好，烦躁和疲惫充斥在心头。这种无法专注于眼前事务、总是被迫分心的状态，正让她身心俱疲。
仲夏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怕老同志对她的服务不满意，在严局长那里告状，这样不仅损害她的工作评价，更可能让严局长感到难堪。她清楚，自己是直接由严局长调来的，虽没有跟随者，也没有依附某个派系，却被自然归类为“严局长的人”。厂里的人际关系让她更感到无奈——不同地方调来的人往往带有明显的区域倾向性。比如福建来的薛厂长带了一批福建人，山西来的项主任则带了几个老乡，形成了“福建帮”和“山西帮”。而她孤身一人，成了局外人，却也不得不被标记为“严局长的人”。
1995年7月
仲夏女儿的暑假即将开始，她决定回家办理女儿的转学手续。她知道女儿到昌江后，生活.和教育都需要她更多的投入，但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深知，自己当初选择到昌江来，就是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所以没有理由犹豫。
仲夏工作虽然很忙，但一切也都如她在“东山岭潮音寺”抽签上讲的那样，一切都会很顺利。调动的申请批了，回家办调动一个月时间也批了。她在工作忙的时候离开，虽有些不妥，但能离开，说明这世界离开谁照样转。这件事让她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工作，而不是工作需要我们。所以在体制内的工作者，都应当以感激的心态来对待工，对待给予我的工作的领导。
在向严局长递交调动申请时，他认真地提醒她：“你考虑清楚了吗？调动是有风险的。如果后续资金不到位，工厂有可能无法正常投产，到那时你可能面临工作无法保障的局面。每一个调入的人，我都告知这些情况，选择权在你自己。”
仲夏感激地回应：“谢谢您实情相告！我相信您这样做才是真诚负责。我的原则是选择自己能够承担的，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仲夏相信自己的选择：她了解到筹建处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女儿在昌江铁矿上中学，因此她确信女儿转学过来没有问题。
1995年7月25日
仲夏返回海口，准备从老家接女儿过来。当晚，她在白隆公寓接到小何的电话。
“小仲，你回海口啦？”小何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惊喜。
仲夏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小何笑着说：“刚刚送人去机场，回来路过白隆公寓时，看到二楼房间亮着灯，就试着打电话。”
仲夏笑道：“太巧了！我明天要回老家办我的调动和女儿的转学手续。”
小何主动说：“我明天没什么事，送你去机场吧。”
仲夏感激地说：“那就麻烦你了，谢谢！”
小何是东北人，负责当地工商银行在海南的房地产项目，他的工作主要是为来往人员安排食宿和出行。他和仲夏的相识缘于一次取驾照的偶然。
那次，仲夏按规定时间去取驾照，却被告知驾照未出来，需要第二天再去。她因为要赶去昌江而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口角。
就在她气愤地争辩时，站在后面的瘦黑男子递上了自己的取证单，同样被告知要第二天来取。见仲夏站在一旁不肯离开，小何主动说道：“这样吧，把你的取证单给我，明天我顺便帮你取，等你回来再拿给你。”
仲夏看到他一脸诚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仲夏问：“我怎么称呼你？”
对方笑着说：“就叫我小何吧。”
仲夏回应到:“我叫仲夏。”
仲夏往回走时，小何开的车赶上停下来，他打开车窗伸头问仲夏:“你住那？要不要搭我的车？”
仲夏说:“白路北路的白隆公寓。”
小何说:“你上车吧，我正好路过。”
后来，小何果然取回驾照送到仲夏手中，并多次开车送她去西站赶往昌江的车。但即便如此，仲夏始终不知道小何的全名。对她而言，小何不过是生活中许多热心人之一，这些人可能只在她生命中出现短短一段时间，却在她心里种下了美好。
1995年7月26日，武汉
飞机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时已是晚上8点，仲夏在机场附近找到一家旅馆住下，准备第二天乘火车回襄城。夜晚，她辗转难眠，心里涌现出一种以往回家没有的复杂感受。
她想到姐姐曾经对女儿说的话：“你总在外面吃饭不带碗，要是被传上黄疸性肝炎，叫你妈妈回来照顾你，凡正她现在又没工作。”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仲夏的心。她意识到，在人们眼中，只有在单位上班才算工作，而自己无论怎么努，即使靠广告赚的钱虽然比上班多，却总被认为不稳定、不正经，连她自己有时也难以摆脱这种观念。
回家后的决定
回到襄城，仲夏拿着调令去人才交流中心取出自己的档案，又将自己和女儿的户口迁移到海南昌江。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她带着女儿返回海南，住进白隆公寓后给小林发了call机。
小林很快回电：“谁call我？”
仲夏说：“是我，小林。你在海口还是昌江？”
小林答：“在海口，明天上午严局长要去昌江。”
仲夏抓住机会问：“有几个人同行？能不能带两个人？”
小林笑道：“应该只有严局长，张助理这几天不在海口。”
仲夏松了口气，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刚从老家回来，明天也要回昌江。带着女儿和行李，正发愁呢，能搭车就方便多了。”
第二天上午，小林开车到白隆公寓接仲夏母女，与严局长一同前往昌江。
筹建处的调整
车上，严局长随口提起：“小仲，这一个月你不在，上周我在昌江和老同志们开会时，对筹建处的部门和人员安排做了调整。原党群工作部撤销，新成立综合部、人事管理部和材料供应部。会上王局长提议让你负责材料供应部，你觉得怎么样？”
仲夏一听，立刻想起王局长曾经与她的一次谈话。她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作为单亲母亲，她接女儿来昌江后，就不适合承担经常出差的工作。但当时她并未对王局长提及自己的顾虑。
仲夏心怀感激地说：“王局长提议我去负责材料供应部，我非常感谢。但他可能不完全了解我的情况。我的女儿刚来昌江，我不能经常出差。”
严局长笑了笑：“是啊，一个女同志有了孩子，工作选择确实受到一些限制。”
抵达昌江后，仲夏和女儿住进昌江县招待所的102房，房间是一般的标准间，有两张单人床，一个卫生间，虽然房间普通，但宽敞干净，她很满意这个暂时的住处。然而，夜晚她却再次失眠了。
她很清楚，这次的岗位安排对她意义重大。工作机会并不常有，一旦错过，可能再也无法争取。但她的女儿只有十二岁，正处于青春期的关键阶段。没有父亲的陪伴，母亲就既要有父亲的原则性，又要给予母爱的温暖。在这个决定孩子一生的重要时期，她必须扮演好母亲的角色。
仲夏明白，作为母亲，她的选择不仅仅关系到自己，还关系到女儿的成长。她再次感叹：做女人难，做单亲母亲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责任，她需要放弃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未来可能带来更大利益的工作。
仲夏觉得:“当母亲是一场修行，是不断跟自己和解的修行，是母亲就得甘心做一个渺小却伟大的人，而母亲的期待永远不能急于孩子成长的速度，母亲的尺度要永远给的恰到好处。母亲的爱不能亏也不能溢，母亲的手不能松也不能紧，她把最旺盛的生命精力用来抚育孩子，而在渐渐老去的时候又慢慢退场！这也许就是做母亲的意义。
新的开始
第二天，筹建处召开了连续几天的会议。会上宣布，仲夏被任命为综合部负责人，试用期三个月；原党群工作部撤销，吴真被调任劳动人事部负责人。
仲夏明白，这不仅是新的岗位，也是新的责任。虽然她清楚自己为此放弃了更有挑战性的机会，但为了女儿，她甘愿做出这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