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不懂。
原来有些人，穷尽一生都在等一个能接住自己坠落的人。
而九哥，用十块钱，买下了我的命。
不是保护，是救赎。
2
我考上大学那天，九哥请我吃了顿火锅。
不是那种网红打卡店，而是巷子口最破的“老张麻辣烫”，塑料凳子缺了一条腿，得靠啤酒瓶撑着。锅底浑浊，辣油浮着星星点点的残渣，像极了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他店里吃的那碗泡面。
“吃。”他往我碗里夹了三片毛肚，“补补脑子，大学里全是聪明人，你得顶住。”
我嚼着毛肚，辣得直吸气：“我不是挺聪明的吗？”
他冷笑：“你聪明？你连‘保护费’都拿十块钱糊弄老子，还好意思说聪明？”
我噎住。
他抽了口烟，眯眼看着我：“大学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没人在乎你是不是挨过打、睡过沙发、靠捡瓶子交学费。他们只看你穿什么鞋、用什么手机、有没有爹妈开车送你报到。”
我低头扒饭，忽然有点慌。
九哥从来不说教，但每次开口，都像刀子，精准地划开我自以为愈合的伤疤。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小声问。
他把烟摁灭，盯着我：“记住三件事。”
我竖起耳朵。
“第一，别装。你穷就穷，你惨就惨，但别哭穷卖惨，那玩意儿在大学里比脚气还招人嫌。”
我点头。
“第二，别信‘兄弟情’。大学里喊你‘哥’的人，可能转头就在背后捅你一刀。尤其是那些天天请你吃饭的，不是图你人好，是图你以后给他写诉状。”
我又点头。
“第三，”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冷下来，“如果有人欺负你，别忍，别告老师，直接反击。打不过就叫人，叫不到人就制造证据。法律是你的刀，不是你的盾。”
我愣住。
他拍拍我肩膀：“你是学法律的，不是来当受气包的。”
那顿火锅吃完，我带着一身辣味和九哥的“三大纪律”，踏进了S大法学院的大门。
我以为，新的生活开始了。
结果，开学第一天，我就被现实抽了一巴掌。
报到时，我拎着个二手编织袋，里面塞着全部家当：两套换洗衣物、一本《刑法总论》、一管没盖的牙膏。宿舍在五楼，没电梯，我吭哧吭哧爬上去，汗水浸透了T恤。
推开门，四个上铺下床整齐排列，阳台上晾着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床头柜上摆着iPhone最新款，书架上全是精装外文原版书——我没一本看得懂。
三个室友已经在了。
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刷LinkedIn，自称“林哲”，父亲是某律所合伙人。
一个胖乎乎的男生躺在上铺打游戏，ID叫“富二代不差钱”，真名陈浩，据说家有三套房收租。
还有一个短发女生，叫苏晴，政法委副书记的女儿，说话带着一股“我爹很忙”的优越感。
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只误入高档餐厅的流浪狗。
尤其是陈浩，瞥了我那编织袋一眼，冷笑：“哟，咱们宿舍来个‘精准扶贫’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