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的一个凌晨，他发来消息：“下周来北京出差。如有意愿，可否共进晚餐？完全理解若你不便。”
林薇的心跳加速。手指悬在屏幕上方，迟迟没有回复。37岁的已婚女性，七岁孩子的母亲，丈夫是北大教授，与一个陌生美籍华人男子见面？理智告诉她这太过疯狂。但另一个声音——那个被学术丈夫忽视太久的声音——小声却坚定地说：就这一次，为自己活一次。
“只是晚餐？”她最终回复。
“只是晚餐。”他保证，“国贸附近一家安静的餐厅，完全公开场合。你可以随时离开。”
她花了整整两天构思谎言：大学同学从国外回来，女生聚会，可能晚归。周正明从一本厚重的历史文献中抬起头，淡淡地说：“记得十点前回来，明天小宇还要上学。”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她新买的连衣裙和那丝若有若无的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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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本人在灯光下比照片上更加棱角分明。47、8岁的模样，东方面孔中带着西方的气质，灰蓝色眼睛周围有细密的笑纹，穿着合身的深色羊绒衫，没有婚戒。他起身为她拉开椅子，动作自然而优雅。
“你比我想象中更加美丽。”他用流利的中文说，只有轻微的口音。
晚餐期间，他主导着对话，却不会让人感到压迫。他问及她的工作、兴趣和对生活的看法，真正倾听她的回答，不像周正明那样总是心不在焉。
当话题偶然转向家庭时，一阵短暂的沉默降临。马克轻轻转动着手中的酒杯，眼神变得深远。
“我有个女儿，”他突然说，声音低沉，“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应该上大学了。”
林薇屏住呼吸：“如果？”
“抑郁症。”这个词像石头一样落在两人之间，“她十六岁那年选择了离开。我和她母亲都没能及时发现她的痛苦。”那天，怎么也找不到她，就报了警，后来警察在后院的树上发现了她，“You don’t want to see this.”警察拦住了他，对他说。后来，他在那棵树上挂了十字架。他家的两个男孩先后抑郁，那时候他们家有两三年都笼罩在阴霾中。于是他从微软离开，去了苹果，全家也从西雅图搬到了旧金山，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他说他一直想着抽时间要去西雅图再看一看女儿。
林薇的心猛地一紧，她自己的父亲同样死于抑郁症。那个永远温文尔雅的中年教授，某一天却在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任何解释。
“我父亲...”她开口，声音哽咽，“他也是因抑郁症而离世。我至今还在想，他去世前在想些什么，他看到了什么，我是否错过了什么信号，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我当时在加拿大访学交流，当我得到消息马不停蹄星夜兼程赶到家时，父亲已经在所谓的吉时入葬了。没人等我。”那种未完成的告别与无法弥补的缺席一直折磨着她。她说着泪流满面。
他们的目光在餐桌上方相遇，那一刻，两个陌生人因共同的伤痛而瞬间贴近。他伸出手，轻轻覆盖她的手指，没有情欲，只有理解与安慰。
“我们总是责怪自己，”他轻声说，“但有时候，痛苦太深重，爱也无法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