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出口的是：我在城里加班到凌晨三点，把身体熬成破麻袋，却换不来一句“辛苦了”；
我说不出口的是：我妈脑梗那天，我在外地出差，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我说不出口的是：
我以为拼命往上爬就能抓住光，结果光越来越亮，我却越来越黑。
阿弥没追问，只是把酒壶递给我：“那就先活过今晚，明早再说。”
我咕咚灌了一大口，辣得直咳嗽，咳着咳着就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六月一到，波斯菊疯长，一开就是满地碎锦。
粉的、白的、紫的，黄的，像谁把调色盘打翻在黑土上。
我剪下第一朵花，别在阿弥耳后，她反手别在我草帽上，笑得比花还艳。
夜里写日记，我写下：“阿弥说，种花先养心。我的心好像开始发芽了。”
写完这句，我合上本子，窗外月光正好落在波斯菊上，像给它们镀了一层银边。
我忽然想起老板娘那句“葵瓜子压心”，忍不住把口袋里那把向日葵籽掏出来，数了数，正好三十三粒。
我捏起一粒，对着月亮看，里面仿佛藏着一个小小的太阳。
一开春，山里的风就像换了一副嗓子，不再尖啸，反而软绵绵地往人怀里钻。
我把手插进田埂的泥土里，还能感觉到去年波斯菊留下的细小根须，一捻就碎，像干透的记忆。
阿弥蹲在旁边，把紫云英的种子摊在掌心，轻轻一吹，那些细小的黑点就扑簌簌跳进了泥里。
“种草可比种花磨人。”她说，“花是你求它开，草是它自己跑，你得学会让它自己长大。”
我听得半懂不懂，只觉得风一吹，那些刚埋下去的种子就像活了过来，窸窸窣窣地在土皮下伸懒腰。
为了“让草自己长”，我干脆把整块田分成三块：最左边撒紫云英，中间点婆婆纳，最右边胡乱扬了一把野燕麦。
撒完那天，太阳刚好被云吞了一半，光像被稀释的蜂蜜，落在泥面上。
我突发奇想，脱了鞋，赤脚在垄沟里来回踩，让脚印和种子一起埋进土里。阿弥在一旁笑，说我是“给土地盖邮戳”。
我回她：“寄给明年。”
其实我想说的是：寄给不知身在何处的她。夜里，我点起煤油灯，趴在木头桌上写日记。
老头留下的牛皮本子被我翻得起了毛边，封面“流年”两个字却愈发清晰，像要从纸里跳出来。
“今天给阿弥编了顶草帽。”我写道，“她说明年要种向日葵。我怕向日葵太高，挡住了她的窗子。”
写到这里，笔尖突然顿住——窗子？
乌桕岭没有她的屋子。这个念头像一粒沙子硌在牙缝里，吐不出也咽不下。
第二天清早，雾气把田垄抹成一条灰白的河。我踩着露水去找阿弥。她正在溪边涮靴子，袖口挽得老高，露出两截被冰水冻得通红的手腕。
“你住哪儿？”我开门见山。
她甩了甩靴子上的水珠，笑得像只偷吃了蜜的狐狸：“种下去你就知道了。”
说着，她把一颗葵花籽按进我掌心。籽粒饱满，尖头带着一点浅褐，像被夕阳吻过。
我攥着那粒籽，忽然觉得烫手，仿佛它连接着某个我无法触及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