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醉醺醺的法国青年从酒吧冲出，看到他们共撑一伞，立刻吹起口哨：“哟！贵族少爷，和中国洗衣女工谈恋爱了？”
“小心点，别染上黄种人的病！”
阿方斯脸色骤冷，将宝珠护在身后：“滚开。”
“哟，动怒了？”一人冷笑，“别忘了你是谁。你父亲要是知道你和这种女人……”
“我父亲管不着我的心。”阿方斯声音低沉却坚定，“走吧，宝珠。”
那一夜，宝珠哭了很久。不是因为羞辱，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他们的爱，注定要面对整个世界的偏见。
她开始躲着阿方斯。整整两周，她让叔叔代送药。直到周木生拍桌而起：“你躲什么？你清清白白，问心无愧，怕什么？”
“可他是贵族，我是……”
“你是谁？”周木生厉声打断，“你是我周木生的侄女，是黄浦江边长大的中国人！你有手有脚，有心有魂，凭什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宝珠怔在原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叔叔的声音像一把锤子，砸在她心上。她低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那是常年洗衣、采药、缝补留下的痕迹。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艾草的绿汁，袖口磨得发毛，补丁叠着补丁。这双手，在上海滩时曾被母亲责骂“不够白净，配不上好人家”；到了巴黎，又被法国人嗤笑“是苦力的手，碰不得银器”。
可就是这双手，能捻出最细的艾绒，能按准大椎、肾俞，能写出工整的汉字，能为阿方斯轻轻拂去肩上的雨珠。
她逃回自己在华人街的小屋，关上门，蜷缩在床角。窗外，巴黎的夜色如墨，远处传来零星的马车声和醉汉的歌声。她抱着膝盖，脑海中翻腾着两种声音。
一个声音来自上海——那是她十二岁前的记忆。母亲总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宝珠，你要听话，将来嫁个老实人，洗衣做饭，伺候公婆，便是福气。”私塾先生教《女诫》，说女子“四德”为本，要“卑弱下人”“专心纺绩”。她曾以为，人生不过是一条既定的窄路，低头走完便是。
可后来，父亲带她去了租界的图书馆。她偷偷翻到一本《新青年》，上面写着“女子解放”“人格独立”“婚姻自由”。她看不懂太多，却被那些字句灼得心头发烫。再后来，她随叔叔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她原以为，这里会是自由之地，是“人权宣言”的故乡，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
可现实却是——她依旧是“黄种人”，是“洗衣女”，是“异类”。
可阿方斯……阿方斯不一样。
他递给她《小妇人》，说：“宝珠，你看，乔·马奇不愿结婚，她要写作，要独立。”他指着《第二性》的封面：“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你可以选择不做‘女人’，而做‘人’。”他还带她去蒙马特的画展，看那些女画家如何用笔触撕碎偏见。
“宝珠，”他曾认真地说，“你不是谁的附属，你就是你自己。”
可现在，她却想逃。
“我配吗？”她喃喃自问，“我是谁？是那个在上海被教导要顺从的宝珠？还是那个在巴黎被阿方斯称为‘独立女性’的宝珠？”
她仿佛看见两个自己在脑海中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