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妈妈点点头，从她的木箱中取出一包草药，让奶奶赶紧去煎。然后又拿出那套叫魂的器具——白碗、清水、红筷子。
但这次的程序与上次为我叫魂时不同。她点燃了一种有着特殊气味的草绳，在房间里绕了一圈，嘴里念的调子也更加急促。接着，她让张大叔对着孩子的耳朵轻轻呼唤他的名字：“毛毛，回家啦，毛毛，回家啦。”
草药煎好后，她小心地喂孩子服下。不到半小时，孩子的呼吸平稳了许多，额头也不再那么烫了。
“明天还得去镇上医院看看，”神妈妈对张大叔说，“我这草药只能退烧安神，万一是严重的感染，还得用西药。”
张大叔千恩万谢，抱着已经睡熟的孩子走了。
回奶奶家的路上，我问：“神妈妈为什么不自己治好所有病呢？”
奶奶拉着我的手，在月光下慢慢走着：“她懂得分寸。小病小灾的，用草药和叫魂就能好；大病还得上医院。她常说，迷信迷信，不可全信，不可不信。这叫‘神事归神，人事归人’。”
4 铃铛的魔力
那晚的月亮很圆，照得乡间小路明晃晃的，不需要手电筒也能看清脚下的路。我忽然明白了神妈妈在村里的作用——她不仅是治病的人，更是一种精神支柱，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之间的桥梁。
在河洼村的最后一周，我几乎天天往神妈妈家跑。她教我认草药，告诉我哪些植物什么时候采摘药效最好，什么样的症状该用什么方子。她甚至教我了一些简单的叫魂仪式，但告诫我说：“这只能安慰人心，真病了还得看医生。”
“那为什么还要做呢？”我不解地问。
“因为人心需要安慰啊，”她笑着说，“人活着不光靠饭，还靠个念想。有时候，信比药还管用。”
离村前我又去了一次西瓦房。神妈妈正在缝补一件旧衣，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
“明天就要回城了？”她头也不抬地问。
我点点头，虽然知道她根本没看我。
她放下针线，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布包：“这里面有些安神的草药，学习累了就泡水喝。还有这个，”她递给我一个用红绳系着的小铃铛，“挂在窗前，风一吹就会响，能宁神静心。”
我接过礼物，不知该说什么好。
“城里好，有高楼大厦，有汽车电脑，”她继续说，“但人呐，不能忘了根。庄稼离了土活不成，人离了根也活得不安稳。什么时候心里慌了，就回来看看。”
回城的那天，奶奶和李奶奶都到村口送我。神妈妈没来，但我在背包里发现了一包她亲手炒的南瓜子。
车开出去很远，我回头望，还能看见三个老人的身影在村口站着，越来越小，最后融入了那片黄土地。
许多年后我在城市扎根，成为了一名医生。每当生活颠簸、心神不宁时，总会想起那个午后：碗中的清水，旋转的筷子，古老的吟唱，还有梁上清脆的铃音。
现代医学教会我用科学解释一切生理和心理现象，但我始终没有完全否定那个夏天在河洼村的经历。也许魂不需要叫，但人需要相信——相信无论在多么陌生的岔路口迷失，总有什么能引领我们回家。
而那些系着红线的铃铛，至今仍在我记忆深处，无风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