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沉默。风吹过，扬起她额前的几缕发丝。
我的心在剧烈地挣扎。那食物的诱惑是如此巨大，几乎要摧毁我的意志。但就在我几乎要伸出手的瞬间，我看到了自己开裂的手指，看到了我身上洗得发白的旧校服，更看到了母亲那双因劳作而变形的手和她在富人家里卑躬屈膝的身影。
一种比饥饿更强烈的情绪猛地攫住了我——是自尊，也是一种近乎偏执的骄傲。我不能接受。一旦接受了这次善意的“施舍”，我害怕自己心中那根紧绷的、支撑我不倒下的弦会突然断裂。我害怕我会开始习惯依赖别人的怜悯。
我用力咽下口水，压下胃里的轰鸣，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平静甚至有些疏离。我站起身，对着她，微微鞠了一躬。
“谢谢你，金秀妍同学。”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但我努力让它保持稳定，“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母亲也为我准备了午餐，我已经吃饱了。”
我指了指长椅上那剩下的半块干饼。她的目光随之望去，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不解，或许还有一丝受伤。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低声说了句“抱歉，打扰了”，便拿着那个漂亮的饭盒转身离开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慢慢地坐回长椅，拿起那半块冰冷的饼，更加用力地咀嚼起来。饼子粗糙得划拉喉咙，但一种奇异的、带着痛楚的满足感却在我心中升起。我守住了 某些东西。虽然我拒绝了温暖的食物，但我捍卫了某种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东西。那是我在贫困中仅剩的、不容侵犯的领地。
后来，我和秀妍再无交集。但我们都在彼此的人生轨道上默默努力。她考上了首尔最好的女子大学，而我，凭借着几乎燃烧生命般的苦读，也拿到了高丽大学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张单薄的纸片，在我手中重若千钧。母亲捧着它，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父亲依旧沉默，但那一天，他破例没有咳嗽，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我迈出了离开浦项的第一步。
大学校园是另一个世界，繁华、自由、思潮涌动。我像一块极度干旱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知识。我同时打着三份工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身体的疲惫是真实的，但精神的亢奋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各种全新的思想，关于民主，关于自由，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1964年，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紧张而激动的氛围中。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朴正熙政权与日本签订的《韩日基本条约》，他们认为这是屈辱的、出卖国家利益的条约。校园里到处都是演讲、辩论和传单。
我内心的“推土机”似乎被唤醒了。那些在浦项垃圾堆里滋生的对不公的愤怒，那些在中学时长椅上被压抑的热血，此刻在大学自由空气的催化下，猛烈地燃烧起来。我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而读书，我开始思考这个国家的命运。我和同学们一起讨论，一起撰写宣言，一起组织活动。
终于，那一天到来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学生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声浪震天。我走在人群中，心中充满了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仿佛自己正在参与书写历史。那种感觉，比任何一次考试得第一都更让我热血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