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里藏着我亡夫的影子。他是位摄影师，生前总陪着我进山采访，玛拉亚老人的坎肩就是他帮着拍的照片。他走后，我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直到开始写这本书，把他拍过的人和事都写进去，才觉得他还在我身边。原来写作不只是抵抗遗忘，还是把思念折成纸船，让它顺着文字的河漂下去。
汪曾祺先生，我读他的《受戒》时，总觉得字里行间有您的影子——平和、温润，却又藏着对人性的洞察。我听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时还在写东西，种土豆的间隙就把想到的故事记在烟盒上。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看着他这样的学生，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的“文心”没有白费？
山里的雪夜特别静，躺在撮罗子里能听到驯鹿的铃铛声从远处传来。玛拉亚老人给了我一小撮樟子松针，说能驱虫，还带着山林的清香。我把松针和这封信一起塞进墨水瓶，让它带着北方的雪意，飘到您的辰河畔。
迟子建
从山里回来时，哈尔滨又下了一场大雪。迟子建推开家门，发现书桌上的墨水瓶又有了动静——瓶口沾着几根细小的、像是南方河边的水草，瓶身的绿釉被水汽润得发亮。她取出里面的信，沈从文的字迹比上次更显从容，墨色也均匀了许多，信里提到汪曾祺时，字里行间藏着掩不住的欣慰。
第四封信：火之种
沈从文 致 迟子建 （约 1965年 秋）
子建：
见信如晤。山里的樟子松针收到了，放在案头，满屋子都是清香味，像回到了湘西的山林里。兆和总笑我，说我对着一撮松针能发呆半天，可她不晓得，这松针里藏着的，是你和那些鄂温克老人的真心。
你说的曾祺，是个有福气的孩子。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才二十出头，穿着蓝布学生装，手里攥着本《边城》，眼睛亮得像辰河里的星星。那时候我在西南联大教书，不怎么讲写作技巧，只告诉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这话也是我一辈子写作的信条。曾祺听话，不管是写西南联大的同学，还是写张家口的土豆地，都能扎进生活里去。前阵子他托人给我带了篇稿子，写的是一个叫“陈相公”的药店学徒，字里行间全是烟火气，我读着读着就笑了，觉得这孩子是真懂了“人性”二字。
“文心不灭”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些年，有人让我批判自己的文章，让我放下笔，我都没答应——不是固执，是舍不得。你想啊，那些文字里藏着我见过的辰河，见过的翠翠，见过的那些山里人，要是我放下了，他们不就真的消失了吗？就像博物馆里的文物，要是没人整理，没人记得，再好的花纹也会被灰尘盖住。我常想，文心就像石头缝里的草，风一吹就弯，雨一淋就倒，可根还抓着土，春天一来还是会发芽。
上个月整理文物，我发现了一块战国的绸缎，上面绣着凤凰，金线都快磨没了，可那翅膀的弧度还是那么好看。我盯着看了半天，突然觉得，个人的委屈、得失，在这些老东西面前算什么呢？不过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粒沙子。可要是能留下一点“美”——不管是文字还是花纹，就能在沙子里长出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