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建国，家里的老二。
童年的饭桌上，那碗金黄的鸡蛋羹总是最后才刮到我碗里，只剩残羹。
父母的偏爱，大哥的优越，小弟的孱弱，让我在委屈中早早的学会了沉默。
怨恨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没有叫过他‘大哥’。
初中毕业，高昂的学费是一道鸿沟，我主动退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
多年后，我拼出一片天地，成为全家的依靠，他们以我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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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饭桌，从来都是一方小小的战场。
而我，永远是那个战败的士兵。
198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母亲做了一碗鸡蛋羹，那碗羹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诱人的金黄色，几滴香油在表面荡起圈圈涟漪。
香气霸道的占领了整个狭小的厨房。
我和老大建军，老三建设的三双眼睛，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死死的盯着那碗羹，喉结不自主的上下翻滚。
那时候，鸡蛋可不是随时能吃到的。
家里养了两只老母鸡，下的蛋大多被母亲收进篮子里，等到赶集的日子拿去换盐换油。
偶尔吃上一次，就是我们仨最最期盼的奢望。
母亲的手在洗的发白的围裙上擦了擦，目光在那碗鸡蛋羹和我们仨之间徘徊。
最后，她拿起勺子，舀了最大最厚实的一块，放进建军的碗里，
“建军正在长身体，多吃点。”母亲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甚至没有看我和老三一眼。
大哥李建军比我大两岁，是家里最得宠的孩子。
不仅因为他排行老大，更因为他长的最像父亲，浓眉大眼，会说甜话哄父母开心。
他碗里的鸡蛋羹堆的冒尖，热气腾腾，像炫耀的小山丘。
接着母亲又舀了满满一勺放进小弟的碗里。
小弟李建设，比我小两岁，从小体弱多病，因而也总能获得更多关怀。
虽然份量不及老大，但也足够让我羡慕。
最后母亲才看向我。
碗底只剩些碎末和汤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全部刮到了我碗里。
“建国，你是老二，要让着哥哥和弟弟。”
母亲这样说，仿佛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连解释都显得多余。
我低头看着碗里那点可怜的残羹，喉咙不停翻转，什么话也没说。
说了也没用，在这个家，我早就习惯了。
我叫李建国，1982年出生，是家里的老二，是那个总被忽略的孩子。
父亲在镇上农机站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工资微薄。
母亲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我们三兄弟，以及几分薄田。
家里的墙壁是土坯垒的，下雨天屋顶会漏雨，冬天透风。
我们仨挤在一张炕上，被子破旧，却洗的很干净。
大哥睡在最里面，离风口最远的位置。
老三睡中间，我睡最外面。
冬天寒风从门缝钻进来，我先受着。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冻醒，看着熟睡的兄弟，心里总会涌起说不出的滋味。
那个寒冷不仅是身体上，更多的是心里，心里凉。
老大和老三总会有新衣服，我总是穿老大穿不上的旧衣。
衣服上的补丁，母亲总是缝的仔细，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同学异样的目光。
小学五年级时，我唯一的一双布鞋也破的露出大脚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