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江城二月的屋檐滴下来，像一串数不清的旧账。出租车沿着河堤转弯，师傅把音量关小，说姑娘你系好安全带，前面医院门口不好停。我应了一声，握着手机，屏幕上是邻居阿珍发来的三条语音，第一条急，第二条哽，第三条只剩下呼吸——“棠，快回来，你妈在卫生院晕倒了，医生让家属签字。”
我把手机按到掌心，掌心出汗，像按在一块潮冷的石头上。出租车一停，我几乎是滑下去的，鞋跟磕在台阶边缘，发出一声清脆的裂响。走廊的灯忽明忽暗，像要把话说到我耳边，又突然沉默。三楼最里头，门帘上印着退了色的红十字，我掀开，消毒水味像一张冰冷的手掌贴脸。
母亲躺在靠窗那张床。鼻翼下方挂着一根透明的氧气管，呼吸薄而浅。她的手从被子里露出一截，指节瘦得像干枯的竹。椅子上歪着她的蓝布包——那只蓝布包跟着她半辈子，又跟着我半辈子，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她就用这只包给我装过剥了皮的橘子和温热的糖水。
“桂兰——”我扑到床前，喊那个我在所有吵架里喊过无数次却仍然别扭的称呼，“妈。”
她的眼皮颤了一下，从薄薄的缝里看我，看了两秒，眼睛慢慢睁开，就像一扇总是被风卡住的木窗，终于在某个坎上过去。她像犯了错，“你回来干嘛？不是忙吗？”嘴角上翘了一个近乎可怜的弧度，像要把安慰递给我，又怕烫到我。
“我不忙。”我说，喉咙发紧，那两个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我不忙了。”
医生来了个年轻的，眼镜片上有薄薄一层雾，“肝硬化基础上出现了占位，位置不太好。我们建议尽快转市医院进一步评估，手术有风险，但保守也可能反复。”
“保守——”我攥紧指尖，“会痛吗？”
“会。”他说，“而且会越来越痛。”
我看向母亲，她偏着头望窗外，窗外榕树叶子被雨打得发亮。她像是只在看雨，什么也没听见。可她突然开口：“不手术。”
医生把话咽回去，点点头，退了出去。
我把椅子拉近床边，椅腿在瓷砖上拖出一声刺耳的响。母亲皱眉头，“别弄出声。隔壁老李昨天做完胃镜，刚睡着。”
“你怕吵到别人，你怎么不怕把我吵醒？”话出了口我就后悔，这句腔调像我二十四岁那年砸了她唯一的新手机时说的每一句话——锋利又不中听。母亲看我一眼，眼睛里多了一丝委屈，却没回嘴。她一向这样，经年累月地被我一句一句顶着后退，退到墙角，也只是把手抱在胸口，嘟囔：“你说了算。你从小就说了算。”
我从她的蓝布包里抽出纸巾要给她擦嘴角，指尖触到硬硬一块。我把东西拨出来，是一本浅绿的记事本，被边角磨得起毛，封皮印着“幸福家庭费用表”。我愣了一下，这东西我认识。初三那年，母亲用同样一本本子记我每一天买的零食，五毛一袋的辣条，八毛一杯的冰粉，她都记得比我清楚。那年我嫌她抠，说“你要把我记成账啊？”她就“啪”地合上本子，转身去厨房擀饺子皮，擀到最后一摞，擀面杖都没把她眼睛里的红压下去。
我翻开第一页，纸张在冬天的空气里发出干涩的沙沙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