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画画班学费2000，已交（把金镯子卖了）。”
“棠：校车费300，已交（鞋子先不买）。”
“棠：生日蛋糕八寸，已买（她喜欢巧克力，多加一层水果）。”
“棠：去上海，押一付三，已转（不要说是我）。"
后面的每一行后面，或是“已交”，或是括号里她自己记的某种让步：“今天加班到凌晨两点（腰痛）”；“蒸馒头省煤气（棠嫌硬，下次揉面多一点水）”；“阿明来吃饭（多蒸两碗米）”；“屋顶漏，找老吴借梯子（棠回来别看见）”。
我像被什么挤住了嗓子。我二十岁的那些恨一下子像不合时宜的霜，从眼角往太阳穴结。我一直以为她把钱都拿去帮别人；一直以为她把偏心全给了表弟阿明；一直以为她手心从来没有攥住我，只知道攥住那些死板的“规矩”。原来她把偏心和规矩都给了我，只是她笨，偏心笨，规矩也笨。
我继续翻，掉出两张高铁票根，一张“江城—上海”，一张“上海—江城”，日期在我三年前那个在公司通宵四十小时的周。她那时打了三通电话让我回家，说“汤圆都下好了”，我说“不开会就没饭吃”，她说“你饿了回来我再煮”，我说“别烦”。她拿着这两张票，在车站站了一个下午，又把票塞回蓝布包，回家把煤气关了，再去邻居家借了点汤圆给我留下。她还是煮了。我没回家。那碗汤圆一直冻在她冰箱冷冻的第二层，后来太硬了，她拿出来，剁碎，熬粥给自己吃。
“你又翻我东西。”她醒了，像是被纸页的响动叫起来，声音小得像一根细线，“小时候也是，你把红包从调味罐里翻出来，还说‘你怎么老藏’。”
“我怕我自己管不住手。”她笑，笑里有些得意，“我藏得可好了，你能翻出来，也是本事。”
我鼻尖一酸，伸手去摸她的头发，才发现她的头发比我想象的稀。我突然想起很多事：小学四年级那年冬天，老师说我考砸了，要家长签字，她在灯下签我的名字，笔画细细的，一笔一画像在替我抵挡什么；初中毕业那年，我说想学服装设计，她冷冷说“缝缝补补能当饭吃？”第二天却把邻居家的缝纫机借回来，半夜在灯下给我缝了一条裙子，把针掉到地上，蹲着，用手指一寸一寸摸，摸得指腹都是灰。她骂我骂得用力，爱我爱得笨拙——我们俩像两只性子相反的刺猬，各自扎人，也各自扎自己。
中午，医生告诉我明天要转市医院。我去缴费，排队的人很多，窗口像一张不耐烦的冰脸。轮到我时，护士问我“怎么称呼病人”，我喉咙里滚了一圈，“江桂兰”。那一瞬，我觉得这三个字轻轻地在舌头上碰了一下，像一个人终于走上岸，把脚下的水甩了甩。
我们被安排到了病房尽头的一张床，窗外是一棵老槐树，树杈上绑着医院去年挂横幅的绳子，风一吹，绳子就打叶子。下午时，阿珍来了，带了保温壶，说“桂兰，好好躺着，别硬撑，人到这会儿就该学会使唤人。”母亲笑：“我一辈子使唤你，你不肯。倒是我家棠，会使唤我。”阿珍瞪我：“你小时候可是小祖宗，一个热馒头要切四瓣，四瓣还得一样大，不一样就哭。”我脸上一热，像是被他们当众揭穿了一个久远的坏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