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院那天，天才蒙蒙亮。救护车从卫生院开出去，经过我们小巷，母亲转头看一下窗外，我也看。隔壁住了三十年的老刘头蹲在门口抽烟，烟灰抖在地上，他抬头看着车，冲我们抬了抬手，像是道别，又像是打气。巷子口那盏灯还亮着，亮得比白天还亮，灯罩有一角是我小时候拍蚊子打碎的，后来母亲用透明胶带贴上，胶上还起了细小的气泡，每一个气泡在光里像一个小小的笑。我忽然明白，她一直不是要照亮巷子，她要照亮这盏灯下等人的心。
市医院比县里大很多，走廊每隔十米就有一个指示牌。母亲被推入检查室，我在走廊坐着，旁边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抱着书包哭，嘴里得得说着“妈妈你别睡”。她的哭声像一串被风吹散的珠子，掉得到处都是。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每个女儿都在某个走廊里坐过，抱着一个不知能不能守住的人，盯着指示牌上冷冰冰的字，想尽办法让自己不要从椅子上塌下去。
医生把检查结果拿出来，指着片子说了半天。我听不懂那么多术语，只记得“门静脉”“邻近”“出血风险高”。他说，手术可以做，但预后不确定，具体要家属签字决定。母亲坐在轮椅上，静静地看我。她的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诉求，她只是看着我，像在看一个终于需要她点头才敢过马路的孩子。
“妈，”我把签字板拿到她膝上，“这次听我，行吗？”
她的手在那张薄薄的纸上停了一秒，然后收回来，放在自己膝上，叹一声，像是把一口很长的气放完，“行。”她顿了顿，“但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以后，天再晚，你也别把门口那盏灯关了。人只要敢把门口的灯开着，心里就不至于黑。”
我点头，嗓子一下被什么堵住。她其实是在说——以后，我不会在灯下等你，但我把灯教给你。
手术排在第三天清晨。前一晚，我从医院食堂端回来两碗清汤面，母亲看也不看，忽然说：“想吃饺子。”我愣了一下。她年轻时常包饺子，韭菜鸡蛋或酸菜猪肉，她的褶子一环接一环，好看得像一圈卷云。她总拍我的手：“别捏太紧，太紧像把一口气摁死了。”我去超市买了最便宜的饺子皮和韭菜，食堂里借了案板。阿珍帮我把韭菜洗好，我笨手笨脚地切，刀把上起了一层湿汗。母亲躺在床上看，“你那褶，唉，穷人的眉头。”我抿嘴笑：“你爱吃不吃。”
包到一半，母亲突然说：“棠，你小时候画的太阳，为什么总画得那么大？”
“因为我觉得，太阳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