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尾的修车铺藏在两栋灰扑扑的老居民楼中间，红砖墙被岁月啃出深浅不一的斑驳痕迹，墙根处爬满的青苔在阴雨天泛着湿冷的绿，风一吹，还会簌簌落下细碎的泥屑。卷闸门是铁皮的，边缘锈出了锯齿状的缺口，开关时总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像老人在低声叹息。门上“周氏修车”四个红漆字被风雨浸得发暗，笔画间还沾着去年冬天没洗干净的雪泥，远远看去，倒像是给这破败的铺子添了点烟火气。
铺子门口摆着两个旧轮胎，一个用来当凳子，一个堆着修车工具。墙角的水龙头锈迹斑斑，拧开时会先“咕噜”响两声，才慢吞吞流出带着铁锈味的水。每天傍晚六点，老周总会准时点亮铺子中央那盏搪瓷灯。灯身是褪了色的米白色，早年搬工具时被撞出三道深浅不一的缺口，缺口处的搪瓷剥落，露出里面暗沉的金属底色。灯泡裹着层薄灰，通电后却能散发出柔和的暖光，把他满是老茧的手照得格外温润——那双手的指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油污，掌心和指关节处结着厚厚的茧子，是四十年修车生涯留下的印记，连指纹都快被磨平了。
四十年来，老周守着这间不足十平米的铺子，补过的轮胎能从巷头排到巷尾，换过的刹车片堆起来比人还高。街坊邻居都爱来他这修车，不仅因为他手艺好——补过的轮胎从不会半路漏气，调过的刹车总能稳稳停住，就算是难修的老式自行车，到他手里也能“起死回生”，更因为他收费实在。有时遇到老人或学生来修个小毛病，比如紧个螺丝、补个气门芯，他摆摆手就说“下次一起给”，这“下次”往往就没了下文。有次隔壁楼的张奶奶来修三轮车，硬要塞给他五块钱，他推了半天，最后只收下两个张奶奶自己蒸的白面馒头。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左胸下方那道十公分长的疤，像条狰狞的蜈蚣，藏着一段能攥出血的过往。
那是二十年前的冬天，老周还不是如今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周”，是街坊们都尊称的“周老板”。他在城郊开了家不小的汽修厂，门口的水泥地被货车压得坑坑洼洼，却总停满待修的解放牌卡车和农用三轮车。厂里雇了五个工人，每天机器轰鸣，热闹得很。女儿周晓刚上小学，扎着两个羊角辫，每天放学都会背着粉色的书包，抱着作业本坐在前台的旧藤椅上，一边写作业一边等他忙完，然后一起回家吃他最拿手的红烧肉——周晓总说，爸爸做的红烧肉比学校门口的快餐店好吃一百倍。
那时的老周，口袋里总装着女儿爱吃的橘子糖，说话时嗓门洪亮，笑起来眼角的皱纹能挤出褶子，连修车时哼的小调都带着股子畅快。他还在厂里搭了个小厨房，工人忙到饭点，他就炒几个家常菜，大家围着桌子吃饭，像一家人一样。谁都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会把他的生活砸得粉碎。
合伙人是老周的远房表弟，姓刘，平时说话客客气气，递烟时总把烟嘴朝向老周，逢年过节还会提着水果去老周家拜访，背地里却打起了厂里流动资金的主意。那年年底，眼看要给工人发工资，老周让表弟去银行取十万块备用金，可表弟一去就没了踪影——不仅卷走了厂里所有的三十多万流动资金，还偷偷用老周的名义，以汽修厂做抵押，借了二十万高利贷。老周后来才知道，表弟把钱拿去赌了，一夜之间输了个精光，早就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