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哑巴。
不是天生如此。母亲在世时，曾用她那种带着怜惜又掺着一丝难以言喻情绪的语气告诉我：“你爸以前嗓子亮得很，能唱整出的《定军山》。”
那场改变了一切的大火发生时，我四岁。记忆里没有声音，只有灼目的橘红色、滚烫的热浪，和父亲那张被浓烟与绝望扭曲的脸。他像一头疯狂的困兽，一次又一次试图冲进火海，被周围人死死拦住。最后，他背对着烧成框架的家，跪在地上，双手死死抠进泥土里，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也再难忘记的破裂嘶鸣，像一头被刺穿心脏的野兽。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能说出一个清晰的字。
声带被浓烟彻底毁了——医生这样解释。但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和母亲一起，被那场大火彻底吞没了。他失去了声音，也似乎失去了所有表情。脸像是用粗糙木头雕出来的，沟壑纵横，常年被日光晒成古铜色，一双眼睛看人时，沉沉的，没什么波澜，像两口枯井。
我们住在镇子最西头，一座老旧的砖房里。他靠给人修补搪瓷器具为生。一只小风箱，一只小坩埚，一些锡块焊条，就是全部营生。活儿计不多，他就坐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下，一坐一整天。沉默地烧熔锡块，沉默地拿起破损的搪瓷盆、搪瓷缸，仔细地对缝，焊接，打磨。那双骨节粗大、布满烫伤疤痕的手，做起细活来，却有着一种惊人的稳和准。
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金属熔化的特殊气味，和锡焊时冒出的淡淡白烟。那味道，就是我童年里父亲的味道。沉默，坚韧，带着点微灼的苦。
他从不比划手语，也拒绝学。与人交流，全靠一本边缘卷破的劣质笔记本和一小截铅笔头。需要说话时，他就掏出本子，唰唰写上几个字，简短，直接，从无赘言。买米。修房顶。学费。像是发电报。
对我，更是如此。
我们之间，像隔着一条无声的河流。他在对岸，沉默地劳作，沉默地吃饭，沉默地抽着旱烟。我在这岸，逐渐长大。
小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父亲就是父亲，他只是不说话而已。我会围着他的工作台转，捡拾那些闪着银光的废弃锡片，他偶尔会停下手，用他那双沉静的眼睛看我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镇上买来的硬水果糖，沉默地塞进我手里。糖纸窸窣作响，是他罕见的温柔。
但年龄渐长，那条河流却仿佛越来越宽， silence 越来越沉重。
我开始害怕带同学回家，怕他们看我父亲时那种好奇又略带异样的眼神，怕那令人窒息的安静。我开始羡慕别人的父亲能大声谈笑，能呵斥，甚至能争吵。任何一种声音，都好过这死水般的沉寂。
我开始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书本里。只有在那里，世界才是喧闹的，多彩的。父亲似乎察觉了我的疏远，但他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更加沉默。晚上，我趴在桌上写作业，他就在不远处的小马扎上，就着一盏瓦数很低的灯泡，打磨那些搪瓷器具。沙沙的摩擦声，和着我笔尖划过纸张的唰唰声，是那些夜里唯一的合奏。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要住校。
离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烟锅一明一灭。我收拾好东西，站在他身后，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着。最终，我也只是沉默地站了一会儿，说：“爸，我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