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煤油灯芯噼啪轻响，我不知写了多久。直到鸡叫头遍，才揉着发涩发胀的眼睛，把写满字的十几页纸小心撕下来，又仔仔细细誊抄了一遍。抄的时候，手都在抖。
天蒙蒙亮。我从床底下拖出那个掉了漆的饼干盒，里面是我攒了好几年的零钱，全是分票和毛票。数了又数，凑够八毛钱。买邮票要六毛，剩下两毛买个信封。
早饭都没心思吃。揣着那叠薄薄的稿纸和八毛钱，我一路小跑冲到邮局。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
“寄信？省城？航空？”柜台后面的大姐抬了下眼皮，“六毛邮票，再加两毛航空费。”
航空费？我愣住了。钱不够。手里攥着的八毛钱湿漉漉的。省城那么远，平信得多久？等信到了，说不定征稿都结束了！
“我……我就寄平信。”声音干巴巴的。我把六毛钱和那封厚实的信递过去。信真重。
大姐撕下邮票，“啪”地一声盖了个模糊的邮戳。信扔进那个墨绿色的、深不见底的邮筒里，发出沉闷的一声“咚”。
接下来几天，我像丢了魂。每天总要绕到邮局门口，在布告栏前磨蹭半天，然后看一眼那个绿色的邮筒。它沉默着，像个守口如瓶的怪物。
村里同龄的姑娘们来找过我几次。她们穿着鲜艳的新褂子，叽叽喳喳议论着镇上新开的录像厅，或者约着去河边洗衣裳。
“辛鸢，走哇，去看录像！《少林寺》，可带劲了！”隔壁二妞嗓门最大。
我摇摇头，勉强笑笑：“你们去吧，我……还得帮我妈做点活。”
她们撇撇嘴，结伴走了，留下银铃般的笑声。我低头看着自己洗得发白的旧褂子，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磨出的毛边。心里那点刚冒头的希望，像被戳破的气球，一点点瘪下去。
“就她？还投稿？”辛磊不知什么时候凑过来，学着大人的腔调，语气带着点不屑，“姐，你那字儿跟狗爬似的，能行吗？”
“滚！”我烦躁地吼了他一句，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是啊，我的字……确实不好看。我写的那些，真的有人愿意看吗？
又过了几天，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蹲在院子里搓洗一大盆衣服。肥皂水混着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辛鸢！辛鸢在家吗？”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院门外喊，带着点城里人才有的腔调。
我手一抖，肥皂掉进盆里，溅起一片浑浊的水花。胡乱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心跳到了嗓子眼。跑出去一看，是个穿着挺括白衬衫、卡其色西裤的男人，推着一辆锃亮的自行车站在门口。斯斯文文的，戴副眼镜。
“我是《新芽》杂志社的编辑，姓赵。”他递过来一个盖着红章的工作证，“你是辛鸢同志吧？”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你的稿子我们编辑部看了，”赵编辑推了推眼镜，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有点意思，但问题也不少。字迹太潦草，影响阅读。有些地方表达不太清晰，转折也生硬。不过嘛，那个‘铁裁缝’的人物，很鲜活，接地气！”
我的心像坐上了秋千，随着他的话忽上忽下。他话锋一转：“我们江挽云主编觉得底子不错，想亲自跟你谈谈，指导你修改一下。你看，方便去趟省城吗？路费食宿我们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