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厂子怎么就黄了？”小林停下笔，问道。
“后来就不行了，”老周的声音低了些，手指攥紧了照片，“九十年代末，南方的小纺织厂多了起来，他们的布又便宜又好看，咱们厂的机器老了，没人愿意花钱更新，布卖不出去，工资都发不下来。我记得最后一个月，只发了五百块钱，还不够给老伴买药的。”他叹了口气，“后来厂长召集大家开会，说厂子要破产，让大家自谋出路。好多人都哭了，有的女工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除了织布啥也不会。我那时候四十多，上有老下有小，没辙，就托人找了这个门卫的活儿。”
正说着，巷子里传来争吵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东西摔碎的声音。老周和小林赶紧站起来，往巷子里走。走到四号楼底下，看见李叔正和两个穿黑西装的人争执，李叔手里拿着个旧收音机，机身都裂了缝，线也断了一根，地上还摔着个搪瓷碗，碗里的面条撒了一地，沾了尘土。
“你们凭什么说我这是违章搭建？”李叔的脸涨得通红，声音都在发抖，手里的收音机攥得紧紧的，“这棚子我搭了十年了，就放个杂物，碍着谁了？你们说拆就拆，问过我了吗？”
穿西装的是拆迁办的，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子，手里拿着图纸，瘦高个推了推眼镜，说：“李大爷，这图纸上写得很清楚，您这棚子占了公共通道，按《拆迁补偿条例》就得拆。要是您配合，我们能多给两千块补偿款，要是不配合，我们就强制拆除了。”
“补偿？”李叔冷笑一声，把收音机往怀里一抱，“我这收音机是我老伴临走前给我买的，三百多块钱，她省了三个月的菜钱才买的！就放在这棚子里，拆了我放哪儿？我家就十五平米，堆得跟仓库似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声音开始发颤，眼睛红了，“我老伴走了五年了，就这收音机陪着我，晚上我睡不着，就听听里面的戏曲，你们拆了棚子，是不是连我这点念想都要夺走？”
老周赶紧走过去，把李叔拉到旁边，“李哥，有话好好说，别激动，身子要紧。”他又转向拆迁办的人，脸上堆着笑，“两位同志，这棚子确实不大，也就两米宽三米长，要不你们再通融下，让李哥先把东西搬出来，再拆？他老伴走得早，就这点念想，你们多担待担待。”
拆迁办的矮胖子皱了皱眉，看了看表，“行吧，看在周师傅的面子上，就宽限到今天下午五点，要是五点前还没拆，我们就按规定来了。”说完，两人拿着图纸，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噔噔”的声响，像是在催命。
李叔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花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团枯草。老周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背，“没事，我帮你搬东西，下午我不忙，咱们一起收拾。”
小林也走过来，把地上的搪瓷碗捡起来，擦了擦上面的尘土，“李大爷，我也帮您，您别难过了，东西还在，就好。”
李叔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嘴角撇了撇，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一声哽咽。老周知道，李叔和老伴的感情一直很好，老伴走的时候，李叔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差点没挺过来。那棚子里放的，哪里是杂物，全是李婶的旧东西——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一条蓝色的头巾，还有几双小孩的鞋，是他们早夭的儿子穿的，最大的那双才到老周的膝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