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着墙慢慢蹲下去。晨曦透过走廊窗户，把迷彩服上的血迹照得发亮。
那天下午，千岳开始发烧。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体温一度飙到40度。昏迷中他一直在说胡话：
“无恙...快撤...”
“二班向左...医疗队优先...”
“木棉...四月开...”
我握着他滚烫的手，第一次落下泪来。
病情稍稳那晚，他突然清醒过来。月光洒在病床上，他左手艰难地比划战术手语：“对不起。”
我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千岳，我们去机关好不好？”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又睡着了。
“无恙，”他声音轻得像叹息，“昆仑山需要哨兵。”
第二天，我在他枕下发现一封信。字迹因左手书写而歪斜，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无恙：若有一天我留在雪山，不要哭。攀枝花的木棉，替我多看一眼。”
落款日期是三年前，我们初遇的那天。
原来他早就准备好了告别信。
六
机关选调的通知来得比预期更早。
那天千岳刚拆完线，正在病房里用左手练习战术手语。周明拿着文件进来时，脸上带着欲言又止的犹豫。
“老千，集团军党委的决定。”他把调令放在床头，“作战处代理副科长，下个月报到。”
千岳盯着调令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云都散了几回。
“好。”他只说了一个字。
我正替他换药，棉签不小心抖了下。酒精沾到他伤口上，他却像没感觉似的。
“千岳...”我轻声问，“你想去机关吗？”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