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本该坐在学堂里的年纪，马春桃才磕磕绊绊念到小学二年级。学校孤零零戳在几里外的另一个山梁上，一共五个学生，三个老师。通往学校的路，是挂在陡坡上的羊肠小道。每天，天不亮她就得爬起来，就着一碗滚烫的开水，泡软几块硬邦邦的隔夜馍馍，囫囵咽下。然后，背上那个洗得发白、边角磨烂露出硬纸壳的旧书包，套着同样来历、明显大一号的旧衣裳，踏上那条望不到头的三十里山路。
书包带子深深勒进她单薄的肩胛骨，磨出一道道红印子。她的脚步却异常执拗。黄土塬上的沟壑像大地咧开的伤口，试图吞没她，但那小小的身影倔强地在山脊线上挪动。支撑她的，是书包里那几本卷了边的课本，尤其是那本语文书。书页里画着的世界，对她来说如同天方夜谭：又宽又平的柏油马路，甲壳虫一样跑得飞快的汽车，戳到云彩里、玻璃亮闪闪的大高楼……这些她从未见过却心驰神往的景象，在她心底点起了一豆微弱的火苗。
“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们，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面房屋林立，鳞次栉比……”这是她在作文本上，用捡麦穗、挖草药换来的几分几毛钱买来的铅笔，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写下的句子。教语文的韩老师，一个从县城来的戴眼镜的年轻人，在课堂上念她的作文时，声音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有赞许，更多的是沉甸甸的东西。他常常望着窗外连绵的秃山，对底下几个泥猴似的学生说：“娃们，想看看书本上画的那日子，想给自个儿挣条活路，就得豁出命去念书！只有念书，才能飞出这大山！学问是你们唯一的翅膀！”这句话，像颗种子，狠狠砸进马春桃心窝里，成了她翻山越岭、忍饥挨饿的全部念想和力气。
放学的铃铛一响，别的娃像出笼的雀儿扑向田野撒欢，马春桃的“营生”才刚开头。她得紧赶慢赶回家。沉甸甸的糜谷捆或猪草篓子压在她还没长开的脊背上，像驮着一座小山。她瘦小的身子被压得东倒西歪，每一步都走得打晃，汗水浸透了补丁摞补丁的旧褂子。而她哥马金宝，那个被全家当宝贝护着的“顶梁柱”，总是甩着两只空手，慢悠悠跟在后头，有时还嫌她磨蹭，不耐烦地吼两嗓子。因为他是男娃，是“自家人”，这些“苦力活”天生不该他沾手。回到家，撂下书包，等着她的是冰凉的水缸、空空的灶膛、饿得嗷嗷叫唤的猪崽。担水、劈柴、烧火、煮饭、喂猪……日复一日。晚饭照例是稀得能数清米粒的糊糊和咸菜疙瘩。昏暗的油灯下，她常常累得趴在炕沿上就睡死过去。可就算在最累最饿的当口，当她抬眼望向窗外墨汁般浓稠的夜，那双清澈的眸子里，总还跳跃着一星半点不肯熄灭的光。
“爹，娘，”有一回，她鼓足勇气，在饭桌上蚊子哼哼似的说，“我长大了想去北京上大学。”爹马老栓头都没抬，从鼻孔里哼出一股冷气：“上大学？北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女娃子家，认得几个字，会写自个儿名儿，够使唤就得了。”娘只是茫然地瞅着她，嘿嘿傻乐。马春桃没泄气，声音低低的，却透着一股子犟劲儿：“我要是上了大学，就去打工挣钱，一个月挣一千块！买白面，咱家面缸老是空的……盖新房子，挖水窖，咱吃水太难了……”声音轻飘飘的，却像颗小石子砸进死水潭，在沉闷的土屋里漾开一圈微澜，又迅速归于死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