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桃死了。
就在昨天，十七岁的年纪，在婆家那盘冰冷硌人的土炕上，挣扎了整整一夜。那凄厉的哭喊最终被无边的黑暗吞没，连同她腹中那个尚未睁眼看看这世界的骨肉，一同沉入了永恒的寂静。她瘦小的身子，像一株被狂风骤雨生生折断的野花，在分娩的剧痛和汹涌的血泊里，耗尽了最后一点微弱的力气。天蒙蒙亮时，土屋里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死寂和浓得化不开的血腥气。
婆家的人，脸上不见悲戚，只有一丝被打扰的不耐烦。他们草草卷起被血浸透、变得冰冷黏腻的破被褥，用一张散发着陈年草腥气的破席子，胡乱裹住她尚未凉透的躯体。没有棺木，没有哭丧，几个汉子沉默地抬起这轻飘飘的负担，沿着崎岖的山道，走向村后那片荒凉的山梁。铁锹铲动冻土的闷响，是这个世界为她奏响的唯一哀乐。一抔新覆的黄土，便是她短短十七载的终点。
她的爹，马老栓，蹲在自家土院墙根下，闷头吧嗒着旱烟袋。劣质烟叶的辛辣味儿混在清晨清冽的空气里。他浑浊的眼珠子盯着地上散乱的烟灰，半晌，才从干裂的嘴唇缝里挤出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女人嘛，生娃就是过鬼门关……命里该着，怨不得谁。”那口气，平淡得像是在议论一头摔死在崖下的羊羔，或是打碎了一个豁口的粗瓷碗。仿佛刚被黄土掩埋的，不是他亲生的骨血，而是一件用旧了、该扔的物什。
六万块。这个数，此刻像一块最冰最沉的墓碑，压在知情人心头，也刻在了马春桃戛然而止的生命尽头。就在去年，她爹马老栓，这个本该为她遮风挡雨的汉子，亲手接过了同村一户人家递来的、用红纸草草裹着的六沓票子。那沉甸甸的手感，似乎让他佝偻的腰板都挺直了一瞬。然后，他眼皮都没多眨一下，就把刚满十六岁、眼神早已黯淡无光的闺女，像推一袋粮食似的，推进了表哥李铁柱家那扇同样破败的门洞。
她的一生，短得像山洼里倏忽明灭的流萤，却沉得如同背上那捆压弯了腰的糜谷。竟被十六个冰冷的字，钉在了黄土坡上：
十六岁，彩礼六万，嫁表哥，难产死。
时光得用力往回淌，才能触到马春桃生命里曾有过的那点微光。
陇中，一个被地图遗忘的褶皱深处。这里沟壑纵横，黄土漫天，贫瘠是刻在骨子里的胎记。马春桃出生在1998年，一个蜷缩在山顶坳地里的土坯房内。爹马老栓，年近六十，生活的重担和岁月的摧残早把他榨干成一截枯木。
娘，是个脑筋不清楚的女人，眼神空洞，终日倚着门框对着虚空痴笑，给不了闺女半分暖意。家里唯一的“指望”，是她哥马金宝，一个在“男丁是天”的老理儿下被惯得骄横又懵懂的半大小子。
马春桃的童年，打记事起就和“背”字绑在一块。山外的娃娃还在爹娘怀里撒娇时，五六岁的她，稚嫩的肩膀就得扛起生活的担子。天边刚透出鱼肚白，寒气刺骨。她得踩着板凳，从大水缸里舀出冰碴子水，再趔趄着抱来柴禾，点燃冷灶。
锅里翻滚的稀汤寡水，是全家人的早饭，常常清得能照见人影，就着一小碟黑黢黢、齁死人的咸菜疙瘩。胡乱扒拉几口，她便要背上那个快赶上她个头的巨大背篓，走向更深的山坡拾柴、割猪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