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你听，”我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好像有哭声。”
娘侧耳听了听：“是风吧。”
但那声音又传来了，微弱得很，像是猫叫，从玉米地深处传来。那时生产队的玉米都旱死了，枯黄的秸秆在风中沙沙作响。
“我去看看。”我说。
娘犹豫了一下：“一起去吧。”
我们拨开枯黄的玉米秆，循着声音往里走。越往里走，哭声越清晰。终于，在一片空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襁褓。
那是个用破布裹着的婴儿，小脸哭得通红，声音已经嘶哑。娘急忙抱起来，轻轻拍着。
“谁家的孩子？”娘四下张望，但周围除了玉米秆，什么也没有。
婴儿在娘怀里渐渐安静下来，小嘴一撅一撅地找吃的。娘面露难色，她早就没奶水了，小芹都是吃糊糊长大的。
“造孽啊，”娘喃喃道，“这年月，自己都养不活，还生孩子...”
她翻看襁褓，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果然，在婴儿的衣襟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生于七月初三，求好心人给条活路。”
娘看着纸条，久久不语。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多一张嘴，就是多一条命要养。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哪来的粮食喂别人？
“要不...送大队部？”我试探着问。
娘摇摇头：“送去了也是死。”她抱着孩子来回踱步，婴儿又开始哭了。
突然，娘停下脚步，像是下了什么决心。“回家，”她说，“总有办法。”
回到家，娘熬了米汤——用的是我们最后那点玉米面。她小心翼翼地喂婴儿，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吃完就睡着了。
爹回来后，看见婴儿，什么也没说。他蹲在门槛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烟。最后，他站起身：“明天我去公社看看，能不能申请点救济粮。”
那天晚上，婴儿睡在我和小芹中间。他呼吸很轻，小胸脯一起一伏。小芹好奇地摸他的脸，被娘制止了。
“给他起个名吧，”爹突然说，“总不能老是‘喂’、‘喂’地叫。”
娘想了想：“叫玉米吧，玉米地里捡的，盼着秋天有好收成。”
玉米就这样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娘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喂他，人很快瘦脱了形。爹去公社申请救济粮，空手而归。公社的人说，全县都受灾，粮食要优先保证劳动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饥饿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村里开始死人，先是老人，后来是孩子。村东头老李家的小女儿饿死了，才三岁。下葬那天，老李媳妇哭晕过去三次。
玉米也越来越弱，喂他米汤，总是吐出来。娘急得直掉眼泪，却毫无办法。
一天夜里，我被娘的哭声惊醒。她抱着玉米，跪在爹面前。
“...快不行了，”她哽咽着，“得想个法子...”
爹沉默良久，最后站起身：“我去找王大夫。”
王大夫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其实也就是懂点草药。爹走后，娘一直跪在那里，抱着玉米，一动不动。
我悄悄爬起身，从柜底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我攒的几块糖，是去年过年时大队发的，一直舍不得吃。我拿出一块，化在水里，然后端到娘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