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偶然提起小时候在爷爷家差点走丢的事，笑着问他们细节。母亲的笑容瞬间僵硬，父亲端起茶杯的手顿了顿，哥哥立刻接口：“那么久的事谁还记得清？反正最后是爸把你找回来的，对吧爸？”父亲立刻点头：“对，对，在旧货市场门口找到的，吓坏我了。”
他们的对答流畅自然，天衣无缝。
可我却清晰地记得，找到我的，明明是邻居张伯伯。
他们像是在合力演一出排练了无数遍的戏，每个人都知道剧本，除了我。
一种可怕的孤立感攫住了我。我最亲的家人，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似乎共同守护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我被排除在外。
我开始试探。
我故意在饭桌上说：“爸，妈，我前几天碰到刘阿姨了，就以前住我们家对门那个，她居然问我‘你妈妈身体还好吧？’，真奇怪，您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
一瞬间，餐桌上落针可闻。
母亲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父亲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哥哥放下碗，看向我：“哪个刘阿姨？你认错人了吧。快吃饭。”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锐利和…警告？
我低下头，心脏沉入谷底。不是错觉。他们真的在瞒着我一件大事。一件需要他们如此精密配合、如此严防死守的大事。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疯狂滋长。
我变得焦躁、多疑，开始像侦探一样在家里寻找线索。
我翻找旧相册，发现有几页被撕掉了，留下突兀的白边。我问母亲，她说是受潮损坏了。
我打开家里那台老旧的台式电脑，试图查找更早的聊天记录或文件，却发现所有可能存放家庭文件的那个硬盘分区，都被加密了。密码不是我知道的任何一个。
我甚至偷偷检查了家里的药箱——除了常见的感冒药和降压药，没有其他异常。
秘密被藏得太好了，好到令人窒息。
直到上个周末。
父母出门访友，哥哥律所有急案要处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知道这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我的目标，是父亲书房那个一直紧锁的矮柜。那个柜子，从我记事起就锁着，父亲从不允许我碰。以前以为是存放重要证件或贵重物品，现在想来，疑点重重。
我找来了工具，心跳如鼓，带着负罪感，撬开了那把并不算太坚固的锁。
柜子里没有钱财，没有机密文件。
只有一些东西。
最上面，是一本病历。不是母亲的，是父亲的。翻开第一页，诊断时间是在五年前。诊断结果那一栏，是一长串复杂的医学名词，我看不懂，但其中一个词的缩写我依稀认得——那与一种罕见的、进行性的神经系统退化疾病有关。
下面，是一份厚厚的保险协议，条款复杂，但赔付金额高得惊人，触发条件与某种特定疾病的晚期状况紧密相关。
旁边，散落着几张被撕下来的旧照片。是我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眼神略显呆滞，嘴角有些歪斜，被母亲紧紧搀扶着——那是一种我完全没有印象的父亲的模样。
还有一叠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哥哥与国外数家顶尖医学研究机构的通信记录，时间跨度长达数年，内容涉及一种极其前沿但争议巨大的临床治疗方案和药物，询问进展和获取途径。最近的几封，语气近乎绝望的恳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