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坐在对面，手里拿着她姐林芳的资料，指尖反复摩挲着 “城郊第三小学” 那行字。 “我姐当年是代课老师，教二年级语文，” 她抬眼看我，“1999 年 12 月辞职的，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就遇害了。”
我顺着她的话，翻到第二份受害者资料。 是个叫周梅的女人，职业栏写着 “城郊第三小学临时保洁”，遇害时间是 2000 年 3 月。 第三份，张桂兰，“临时食堂阿姨”，2000 年 7 月遇害。
我手里的笔突然停住。 后三份受害者，包括今早花坛里的死者刘琴，职业分别是 “临时图书管理员”“临时美术老师”“临时门卫”—— 全是城郊第三小学的临时教职工。 而且遇害时间，基本间隔三个月左右。
“所有受害者都在我小学待过？” 我惊讶的发现，那所小学，我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2001 年夏天突然搬家，连转学手续都是母亲代办的。
记忆里的操场、教学楼，还有每天早上校门口卖豆浆的小摊，都像蒙着一层雾，模糊不清。
林薇凑过来，把六份资料按时间顺序排好，用红笔在纸上画了条时间线：“你看，从 1999 年 12 月到 2001 年 1 月，旧案停了，正好是你搬家的时间。”
我盯着那条红笔线想，难道搬家不是偶然？母亲当年连夜打包行李的时候，外婆说的 “那件红衣服别带了”，是不是都和这案子有关？
“我们得找李老师。” 林薇突然开口，她从包里拿出个备用资料夹，里面夹着她这五年查的线索，“李梅，你当年的班主任，2001 年 1 月突然离职，离职原因只写了‘个人原因’，没有联系方式。”
我想起李老师。 她总是穿米色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讲课的时候声音很轻，会把我的作业评语写得很长。 但关于她的记忆，也只到 2001 年 1 月，之后就像被人用橡皮擦抹掉了一样。
“社区档案里有她的旧住址，” 我站起来，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标志 “教职工档案” 的抽屉，“2000 年之后的教职工离职记录，我整理过。”
翻了大概十分钟，终于找到那张泛黄的离职申请表。 申请人：李梅。 离职日期：2001 年 1 月 15 日。 家庭住址：城郊幸福小区 3 号楼 2 单元 501。 联系方式那一栏，是空的，只画了个斜杠。 “地址没改的话，应该还在那住，” 我把申请表复印了一份，塞进包里，“幸福小区离这不远，我们现在就去？”
林薇点头，把资料夹收进包里，又从口袋里掏出个录音笔：“以防万一，我录点音，说不定能问到有用的东西。”
我看着她手里的录音笔，突然想起自己抽屉里的红衣，还有卷宗里的素描。 如果李老师知道什么，会不会也有危险？ 但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林薇突然开口：“我之前找过红棉厂的老工人，他们说苏红当年在厂里受了欺负，厂长总找她麻烦，后来苏红辞职，去了城郊第三小学当清洁工。”
我脚步一顿。 苏红，旧案的第一个受害者，竟然也在我小学待过。 脑子里又闪过模糊的画面：穿红衣服的女人在学校操场扫地，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回头对我笑了笑，脸上有个浅浅的梨涡。 这个画面闪得太快，我想抓却抓不住，只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