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拖着那只崭新的、带着轮子发出清脆声响的行李箱，第一次踏入张家那栋位于老城区深处的筒子楼。楼道狭窄幽暗，墙壁上斑驳的霉点像凝固的泪痕，混合着油烟、煤炉和某种难以名状的、属于老旧住宅的沉闷气味。张家在二楼，门一推开，一股更浓郁的、混杂着炖菜油腻味、潮湿的土腥味和长久不散的烟味扑面而来，几乎让我窒息。屋子不大，光线被对面楼房遮挡得厉害，即使在白天也显得昏暗。家具都是老式的，漆面剥落，露出底下黯淡的木头纹理，沙发扶手上搭着洗得发白的旧毛巾，茶几上散落着几个磕了边的搪瓷缸。
我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箱，甚至没来得及环顾这陌生的、将是我新“家”的环境，婆婆周桂兰就从里屋一阵风似的冲了出来。她个子不高，微微发福，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碎花棉袄，外面套着一条深蓝色的、沾着油渍的围裙。她的脸上堆满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近乎谄媚的热切，眼神却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脸上、甚至我那件不算昂贵的羽绒服上反复扫视，带着审视和评估。
“小兰啊！可算到家了！快，快进来坐，外面冷！”她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一边说一边用那双粗糙、布满细小裂口和冻疮疤痕的手，在围裙上用力蹭了蹭，仿佛要蹭掉什么不体面的痕迹。然后，她转身急匆匆地又钻进里屋，片刻后，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用旧花布包裹的包袱出来，脸上是那种献宝般的、带着点紧张和期待的神情。
她把包袱放在那张布满划痕的旧木桌上，一层层揭开，里面赫然是一件枣红色的毛衣。那毛衣的红色在昏暗的室内显得格外扎眼，却也带着一种笨拙的暖意。
“小兰啊，”她的声音放低了，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眼神却依旧紧紧盯着我，“城里姑娘爱干净，怕是看不上咱这粗活……我、我拆了三件旧毛衣，挑了最软和的线，重新织的。你摸摸，软和着呢，不扎人！”她急切地把毛衣塞到我手里，那动作带着不容拒绝的力度。毛衣入手，确实有一种旧毛衣特有的、经过反复洗涤后变得格外柔软的触感，带着阳光晒过的、淡淡的皂角味。我抬起头，看见她冻得通红、甚至有些发紫的指尖，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没洗干净的毛线碎屑。那一刻，心里某个角落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一股暖流不受控制地涌上来，驱散了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和环境带来的压抑。
“妈，谢谢您，真好看，也真软和。”我由衷地说，当场就脱下羽绒服，把那件枣红色的毛衣套在了里面。厚实的羊毛紧贴着皮肤，那份来自陌生婆婆的、笨拙却实在的暖意，瞬间包裹了我。我甚至没注意到，婆婆脸上那笑容深处，一闪而过的、如同猎人看着猎物落入陷阱般的满意光芒。
平静的日子像薄冰，看似完整，实则脆弱不堪。变故是从公公张大山在冰冷的院子里滑倒，摔断了股骨开始的。那天我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一股浓烈到呛人的烟味扑面而来。客厅里烟雾缭绕，丈夫张建军像一尊雕塑，蹲在沙发前，指间夹着一支燃了半截的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像一座灰白色的小山，无声地诉说着他内心的焦灼。他听见开门声，猛地抬头，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炭，直直地刺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