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张建军从里屋冲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他脸色铁青，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警告：“吵什么吵！我妈这辈子不容易！我爸都这样了，你就不能让着点？一点小事，至于吗？”他不由分说，连拖带拽地把我拉进了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将婆婆那冰冷审视的目光隔绝在外。
我被他甩在床上，胳膊上留下了清晰的指痕，火辣辣地疼。门外的客厅，很快恢复了平静，只有婆婆收拾东西的窸窣声。我坐在床边，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愤怒的脸，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所谓的“家”里，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尊严，一文不值。它们像那瓶被塞进纸箱的面霜，像那卷被扔在阳台的地毯，随时可以被清理、被丢弃。那件枣红色的毛衣，此刻贴在皮肤上，不再带来暖意，反而像一层冰冷的枷锁。
往后的日子，像一锅被文火慢慢熬煮的、粘稠而苦涩的粥，日复一日，毫无变化。我彻底沦为了这个家的免费保姆，一个没有姓名、没有情感的劳动工具。
每天清晨五点，当城市还在沉睡，窗外一片漆黑，我就得挣扎着从冰冷僵硬的被窝里爬起来。厨房的灯泡昏黄，照着冰冷的灶台。我淘米、加水，看着电饭锅里渐渐升腾起的热气，那是全家一天开始的信号。七点，公公张大山会发出粗重的咳嗽声，我必须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端着温水和毛巾走进他的房间。他躺在床上，眼神浑浊，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颐指气使。我帮他擦身、按摩僵硬的腿脚，动作必须轻柔而迅速，不能有丝毫怨言。他身上那股浓重的老人味混合着药味，每一次靠近都让我胃里翻腾。
白天，我要上班，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在办公室里处理堆积如山的工作，脑子里却时刻惦记着家里的“任务”。晚上下班，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家，等待我的不是休息，而是另一场战斗。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塞在卫生间角落，散发着汗味、油烟味和霉味。我蹲在冰冷潮湿的地上，一件件搓洗、漂清、拧干，手指被冷水泡得发白、关节生疼。洗衣机？婆婆说“费水费电，手洗得干净”。
而这一切劳作的背景音，常常是婆婆周桂兰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和隔壁的邻居大妈们高声谈笑。她的声音洪亮，带着一种炫耀和抱怨的奇特混合体：“……哎，我那媳妇啊，看着挺精明一个人，连件毛衣都不会织！还是得靠我，这不，又给建军赶着织一件，他冬天骑车上班冷……”她一边说，一边手里飞快地织着毛线，针脚娴熟。我抱着刚洗好、滴着水的衣服从她身边走过，她眼皮都不抬一下，仿佛我只是一个移动的家具。那些话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疲惫不堪的心上。我低头看着自己因长期浸泡冷水而粗糙红肿的双手，再看看婆婆那双同样粗糙、却能灵活编织“母爱”的手，只觉得荒谬又悲凉。那件正在她手中成型的、同样是枣红色的毛衣，像一把无声的利刃，反复切割着我仅存的自尊。
有一次，公司临时有紧急项目，我加班到深夜十一点才回家。楼道里黑漆漆的，只有我脚步声的回响。推开家门，客厅的灯还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