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父亲陈建国的工作证是家里的 “老物件”。深棕色塑料封皮磨出了毛边，里面贴着他 28 岁时的黑白照片 —— 中山装领口笔挺，钢笔别在上衣口袋，照片下方印着 “国营红旗纺织厂 细纱车间 陈建国”。这张 1975 年颁发的工作证，曾是全家的骄傲。“国家工人” 四个字，在 1980 年代意味着粮票、布票、分房资格，是 “铁饭碗” 的具象化象征。
1995 年深秋，纺织厂的烟囱不再冒烟。破产清算组的公告贴在厂门口那天，陈建国在车间门口站了整整一小时。他摸出工作证反复摩挲，塑料封皮被手指焐得发烫。“我在这干了 23 年，从学徒到老师傅，机器转起来的声音比你妈说话还熟。” 他回家时声音沙哑，把工作证锁进了樟木箱最底层。
三个月后，胡同口多了个修鞋摊。陈建国坐在小马扎上，戴着老花镜穿针引线，曾经操作精密纺织机的手，如今捏着锥子和鞋钉。第一天开张，他低着头不敢看熟人，直到邻居张婶送来一双要补的棉鞋：“建国师傅，你这手艺肯定比修鞋的老李强。” 他才慢慢抬起头，说了声 “谢谢”。修鞋摊的木箱里，除了胶水、鞋钉，总躺着那张工作证。收摊时他会拿出来擦一擦，仿佛在擦拭一个失落的时代。
母亲的交割单与股市风云
如果说陈建国代表着对 “稳定” 的执念，母亲刘桂芬则嗅到了变革中的 “机会”。1996 年初，她在菜市场听人说 “买认购证能发大财”，回家翻出了存折 —— 那是家里准备给陈明结婚的 8000 元积蓄，是陈建国下岗前攒下的全部家当。
“那是我和你爸一分一分抠出来的！” 陈建国发现时，认购证已经买回来了。刘桂芬把一沓花花绿绿的纸片藏在枕头下，每天偷偷看财经报纸。“隔壁老王家买的‘深发展’都涨了两倍了！” 她红着眼对丈夫说。陈建国气得摔了搪瓷缸：“那是赌博！咱们老百姓就该老老实实过日子！”
1996 年 12 月，中国股市经历剧烈波动，上证指数从 1258 点暴跌至 860 点。刘桂芬的认购证市值蒸发了一半。那天晚上，陈明半夜醒来，听见父母在客厅争吵。“你现在抛了就是真亏了！” 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不抛等着跳楼吗？” 父亲低吼。月光从窗帘缝照进来，落在母亲摊在桌上的股票交割单上，红色的数字刺得人眼睛疼。
最终，刘桂芬没抛。那些交割单后来被她平整地夹在《家庭记账本》里，和粮票、布票贴在一起。多年后她才说：“当时不是想发财，是怕你爸下岗了，这个家撑不下去。”
儿子的电脑与婚房焦虑
陈明的第一台电脑是 1998 年买的 “联想 奔月 2000”。银灰色机箱，15 寸 CRT 显示器，花了他工作一年攒下的 6000 元。那时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每天下班后就抱着电脑研究 Photoshop，屏幕上闪烁的光标，是他对抗现实压力的方式。
压力来自女友林晓梅的父母。林晓梅是陈明的大学同学，来自安徽农村。第一次去她家，未来岳母直截了当地说：“想娶我们家晓梅，必须在城里买套三室一厅，彩礼按我们那儿的规矩，不能少于 3 万。”1999 年的北京，三环内房价已经涨到 4000 元 / 平方米，一套 90 平米的房子需要 36 万元，相当于陈明 15 年的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