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制服塞进我手里，又重复了一遍：“跟着我，放心，亏待不了你。”
车门关上，载着他和苏晴绝尘而去。我站在地下室门口，手里捏着那套质地粗糙的保安制服，看着那辆黑色的奔驰消失在街角，尾灯像两颗嘲讽的红眼。
第二天，我穿上了那身保安制服，站在了江临那家气派公司的门口。
“哟，这不是江总的大恩人来了吗？”前台的小姑娘用挑剔的眼神扫过我全身，嘴角撇着。
“新来的，去把车库打扫一下。”
“喂，那个谁，去给项目部送几箱水上去，快点！”
“你眼睛瞎了？门口那块地没看见有纸屑？赶紧捡了！”
江临的公司里，从管理层到普通职员，似乎没人不知道我是那个“替老板坐过牢的傻大个”。他们使唤我像使唤一条狗，语气轻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戏谑。江临偶尔会从豪华轿车里下来，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经过门口，看到我时，有时会随意地点下头，更多时候是视而不见，仿佛我只是门口一根碍眼的柱子。
有一次，一个部门经理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辛苦整理了一上午的文件摔在地上，骂我蠢得像猪，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抬起头，却看见江临就站在二楼的玻璃走廊上，淡淡地看着，没有任何表示。过了一会儿，他秘书下来传话：“江总说，让你去后勤部领点劳保用品，好好干。”
地下室的夜晚格外漫长。潮湿的空气让我的旧伤隐隐作痛，头顶的各种噪音持续到深夜。我躺在坚硬的床垫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因为渗水而形成的霉斑，五年牢狱的画面和母亲模糊的脸在眼前交替闪现。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当年我咬牙替他顶下那桩肇事逃逸，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承诺的五十万，必须一分不少地交到我母亲手里，确保她能看好病，安稳度过晚年。他当时红着眼眶，抓着我的手：“兄弟，我欠你一条命！阿姨就是我亲妈！你放心！”
放心。
我翻了个身，心脏像是被那块霉斑捂住了，喘不过气。
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钱少得可怜，刚好够吃饭交通。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趁一次给江临送落在家里的文件的机会，去了他那位于半山腰的别墅。
巨大的雕花铁门，修剪整齐的花园，气派得像是电视里的场景。我按了门铃，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像个送快递的。
苏晴开的门，她穿着真丝睡袍，看到是我，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有事？江临不在。”
“我…我就想问问…”我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江总他…当年那笔给我妈的钱…”
苏晴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带着一种戒备和鄙夷：“陈默，你都出来了，江临也给你安排了工作，做人要懂得知足，要懂得感恩。别再提那些陈年旧账了。”
门在我面前轻轻关上，柔和却坚决，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扇在我脸上。
感恩。
这个词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最疼的地方。
那天之后，公司里的人对我更加变本加厉。流言变成了：“那个坐过牢的想讹江总钱，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我被调去了更辛苦的仓库岗位，每天搬运沉重的货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江临见到我时，脸上的那点虚假热情也彻底消失了，换成了毫不掩饰的冷漠和厌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