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学本身，辅导班的人际关系也让我重新审视成年人的世界。这里虽小，却五脏俱全。有勤恳踏实的老教师，也有只为赚钱打卡的临时工；有真心为孩子着想的家长，也有把补习当成“军备竞赛”的焦虑父母。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另一位兼职老师——李婉婷，比我大两岁，师范大学毕业，目前在备考编制。她教数学，风格严谨，逻辑清晰，深受家长好评。但我们相处之初并不融洽。
她第一次见我就直言：“研究生来这儿干嘛？图新鲜还是体验生活？”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质疑与防备。
我笑了笑，没争辩。后来才知道，她曾在一个大型连锁机构工作，因学历不如其他名校毕业生，多次竞聘失败，逐渐形成了一种“草根逆袭者”对抗“精英空降兵”的心态。
但我并未因此疏远她。相反，我主动向她请教教学经验，甚至在一次公开课前，请她帮我打磨教案。她起初冷淡，但见我态度诚恳，渐渐放下戒心。某天下班路上，我们顺路同行，聊起各自的求学经历。她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瞧不起我们的人，可这个行业太现实了，谁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偏见”，往往源于恐惧——对不公平的恐惧，对被替代的恐惧，对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恐惧。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她教我如何高效讲解几何题，我帮她修改面试用的自我介绍稿。我们还会一起讨论某个学生最近的情绪变化，商量对策。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竟比校园里的同学情谊更加真实而深厚。
辅导班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逐渐适应了双重身份：白天是C大文学院沉静专注的研究生，夜晚则是启航教育里耐心细致的语文老师。两种角色看似割裂，实则彼此滋养。学术训练让我具备系统思维与文本分析能力，而教学实践则反哺了我的研究视野——我开始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语文素养现状”这一课题，并计划将其作为毕业论文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在悄悄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一世，我总是熬夜赶论文，饮食不规律，身体亚健康状态持续多年。这一世，我坚持早睡早起，每周跑步三次，饮食清淡均衡。我还学会了做饭，周末常邀请同住的两位女研友来家里聚餐。她们笑称：“知遥变了，以前像个书呆子，现在倒像是生活的主人。”
变化的不止是我，还有我对“成功”的定义。曾经，我认为成功就是发表核心期刊、拿到高校教职、成为所谓的“人上人”。但现在，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因为我的课爱上了阅读，当一位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回家终于愿意 talking about 学习了”，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那是知识传递带来的温度，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回响。
当然，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十月下旬的一场家长会上，我遭遇了入职以来最大的挑战。
那天，班里一位女生的母亲突然站起来质问：“林老师，我家孩子说你上课总讲些课外的东西，什么诗歌赏析、电影片段，考试又不考！你们这是浪费时间！我们要的是提分，不是素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