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指甲深深掐进肉里。
栏杆的冰冷透过皮肤渗入血液。
走廊那头传来其他嫌疑人的叫喊声，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汗味混合的怪异气味。这个地方让人窒息，每一秒都是煎熬。
回宿舍的路上，我掏出手机，格式化了所有数据。然后连夜写了整整七页的自述材料，详细描述了那晚的过程，准备天亮就去自首。
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忏悔。
可凌晨三点，辅导员的电话打了进来，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轻快：“找到了！铱-192找到了！清洁工误把它当废料扫进了废液桶的夹层里！”
案件性质瞬间从“盗窃”变为“过失丢失”。校方极力想压下去。我的心情像是坐过山车，从绝望到希望，再到新的恐惧。
六
警方准备撤案，但内部追责的程序还得走完——必须有一个“最后接触并未尽到保管责任”的人来背下所有过失。
他们需要一只替罪羊。
而我，又一次可耻地退缩了。那个瞬间的懦弱，成了我余生无法摆脱的梦魇。
我把那七页自述材料撕得粉碎，冲进马桶。然后，我改了口供，对警察说：“周凯当时好像很好奇，打开柜子看了几眼...可能，可能就是他没盖好。”
我的证词被采信了。一个有过往瑕疵的贫困生，一个已经被关押了一阵子、结案成本最低的对象。一切顺理成章。当我在那份虚假的证词上签字时，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周凯从看守所出来那天，剃了头，瘦脱了形。他看着我的眼神，没有了以往的温度，像看一个陌生的物件。我想说的那句“对不起”，卡在喉咙里，变成无声的哽咽。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再也回不到从前的默契。
之后的四十七天，我活在真空里。夜里总能听见“叮——”一声金属轻响，幻听一样，像是铅盖没有合严的余音。我偷偷咨询律师，得到的回复是：“即便撤案，若当事人反诉你作伪证，你仍可能面临追责。”
我整夜失眠，搜索“铱-192致癌概率”，网页告诉我三秒接触的剂量微乎其微，大概率没事。
可我知道，真正的辐射早已侵入我的骨髓。它的名字，叫愧疚。那种无形的辐射日夜不停地侵蚀着我的内心，比任何放射性物质都要致命。
七
六月二十五日，我接到派出所电话，让我去补一份笔录。那天阳光很好，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投下斑驳的影子，学生们抱着书本穿梭在校园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办案民警换了一个年轻人，眉眼温和，笑起来甚至有几分像学弟。他推给我一份《不予处罚决定书》。“经调查，周凯无犯罪事实，现予以正式撤案，清除记录。”
我愣住了：“那...最后是谁的责任？”
年轻警察耸耸肩：“源找回来了，没造成实际危害，学校内部处理了。”他的语气轻松，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喉咙干得发痛，一种冲动逼着我开口：“警察同志，我当初...我当初说周凯动过柜子，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