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花城不只一棵木棉。
但一千七百岁的木棉却只有一棵，它长在木棉公园，确实很显眼。
木棉树下，有一张石桌和四张石凳，造型独特，表面打磨得很光滑。
到这里来打卡的人很多，尤其是木棉开花的时候。
我喜欢抱着笔记本坐在石凳上，看公园里小朋友骑自行车，看情侣你侬我侬，看老爷老奶跳广场舞、打太极，只为捕捉那一丝创作灵感。
四月刚到来，花城已是木棉开得最热烈的时候。
朱红的花瓣砸在公园的石凳上，像一场无声的雨。
我又来到木棉树下，抱着笔记本。
我看见一张石凳坐着个老头——头发花白，穿着中式立领对襟大褂，很整洁。手里攥着半片干枯的木棉瓣，盯着地上的草坪发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挨着他旁边的一张石凳坐了下去。
他侧头看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被时光揉皱的纸。
“姑娘，是写东西的？”他开口，声音沙哑，却意外地流畅。
我点点头。
他笑了，露出几颗泛黄的牙：“那正好，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关于爱，也关于……怎么把自己活成一棵空树。”
他说他叫木棉。
“不是真名，就像这花，开得热闹，落了也没人记得”。
他的故事从1981年的边城小镇开始。
那年他9岁，第一次在课堂上读课文，把“更赢”读成了“更……更……更赢”。自那时，他才发现自己是个结巴。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舌头完全不听使唤，像喉咙里卡了块石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憋得满头是汗。”
他攥着木棉瓣的手紧了紧，“同学们笑我，说我是‘结巴棉’，我就躲到校门口的木棉树下。那树老得很，枝桠伸得老长，花瓣落在我头上，像有人拍我肩膀说‘别哭’。”
他说自己成绩好，是全村唯一能考上师范的孩子——当时就知道两个职业，一个是乡政府，一个是教书。
“我当时就想着，师范能练口才，练好了，就能堂堂正正地说话，就能当老师，让别人看得起。”
后来，他真考上了师范，不过面试还是送了两只大红公鸡。农村没啥拿得出手的。
师范三年，他在班级订的杂志《演讲与口才》上看到一则《口吃矫正训练》教程广告。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有多激动，书不贵，就七元。我是直接省了三个月的生活费才买到的。当书到我手上时，很簿，字也很小。”
他顿了顿：“今天想来可能是盗版的吧？但那不重要，那是我的救命稻草呀！”
从那天起，他每天凌晨五点就站在宿舍顶楼练绕舌、弹舌，练“八百标兵奔北坡”，诵读《唐诗三百首》。
楼顶的砖墙上用石子划满了歪歪扭扭的字——“流畅”“坚持”“不结巴”。
“第三个年头的冬天，我第一次试讲《美丽的公鸡》，一句都没卡。”他的眼睛亮了亮，像有光透进来，“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滑到嘴里，甜丝丝的。我对着同学哭，觉得两年的苦，总算没白吃。”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村小任教，一个学校就三个班，只有一、三、五年级，隔年招一个班。
那时的师范生，什么课都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