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记得开学第一天，他穿着新买的大红衬衫，站在讲台上讲第一课《我们的民族小学》时的情景。
“‘早晨，从山坡上，从坪坝里，从一条条开着绒球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走来了许多小学生，有傣族的，有景颇族的，有阿昌族和德昂族的，还有汉族的……’我讲得流畅，台下的孩子瞪着眼睛看我，掌声像雨点一样。”
他笑了，嘴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那天窗外的天空真得好蓝，校园里的桂花真得好香。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是一棵能开花的树。”
他顿了顿，颤巍巍的手打开水杯喝了口茶水。
然后，他仿似想起了什么。颤巍巍的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一枚碎了的水钻发卡。
“这是我给第一个女人买的。她是村小的同事，叫张姐，总穿红裙子，笑起来眼角弯成月牙。”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以为她是真心对我，把工资都给她买东西，结果……”
他没有再说下去，又开始盯着草坪发呆。
风一吹，一瓣木棉花飘了过来，落在他的头发上。他慢慢抬头看着满树的红，沉默了好久，才轻轻说：“后来我才知道，有些红，不是温暖，是刺，扎得人一辈子都疼。”
我握着笔，看着他的侧脸，在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木棉，一个被爱伤过的人，他的故事，像木棉花一样，开得热烈，落得荒凉。
接下来的每天下午，我都会来木棉树下等他，听他讲那些关于爱与失去的日子。
他的回忆，像一瓣瓣木棉花，飘落在我的笔记本上，也飘进了那些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二
第二天见木棉时，他还是穿着白色中式立领对襟大褂，不过却不是昨天那件。
他四处张望着，似在等人——我知道他在等我。他手里捏着那枚碎了的水钻发卡，手指反复在发卡上摩挲着。
看见我时，他脸上终于有了一丝动容，眼神也清澈了少许。
我静静地坐下，并没说话。
讲起张姐时，他的声音比上一次低，偶尔会顿一下，不是口吃，是话卡在喉咙里，要咽口唾沫才能续上。
“我这辈子，头回见那么好看的红裙子。”
那是91年的春天。
开学第一天，学校负责人领来个女人，穿条红裙子，裙摆扫过门槛时，我还以为是窗外的木棉飘进来了。
负责人说这是张姐，教五年级，让我多帮衬帮衬。她冲我笑，眼角弯成月牙，伸手拍我肩膀：“阿棉老师，以后多指教啊。”
她的手软乎乎的，拍在我肩上，我脸一下子就热了。
那时候我刚把口吃扳过来没多久，跟人说话还发怵，尤其跟她这样好看的女人。
一紧张就结巴。
她总穿红裙子，有时候是碎花红，有时候是纯红，站在教室门口喊学生，红裙子在风里飘，连村里的狗都要多摇几下尾巴。
村小就我们两个年轻老师，住学校宿舍，还隔壁住着。
她常来找我“聊教学”，有时候带块烤红薯，有时候揣把炒花生。她说：“阿棉，你讲《草原》那课，学生听得眼睛都直了，比我会教。”
我听了，心里像揣了块糖，甜得发慌。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一百七十六块，省吃俭用，攒了两个月，给她买了个镶水钻的蝴蝶发卡——供销社里最贵的那种，要二十八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