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问我：“老师，你怎么哭了？”我说：“没事，风迷了眼。”
木棉把手帕揣回怀里，拍了拍胸口，像是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
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云，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红颜色的东西了。看见红裙子，就觉得扎眼，心里疼。我那件大红衬衫也再没穿过。”
风又吹来了木棉花瓣，落在他的膝盖上，他轻轻拾起，动作很慢，像在拾掇一段旧时光。
学校后山的那片木棉树林，我后来再也没去过。直到现在，我看见红裙子，还是会想起张姐，想起那个碎了的发卡，想起雪地里的冷风。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那时候我没撞见，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疼？
可再一想，疼也好，至少让我知道，有些东西，看着再好看，也碰不得。
就像木棉花，开得再红，落了的时候，也是一地碎瓣，捡都捡不起来。
三
二十三岁那年，是我在村小教书的第四年。
张姐的事过去两年了，我还是不敢看红颜色的东西，甚至连课本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句子都觉得像根刺。
朋友从花城来，说要给我介绍个姑娘，叫林姑娘，高中毕业两年了，有文化，性子软得像棉花。
我本不想去，可朋友拍着我肩膀说：“阿棉，总不能一辈子躲在木棉树下吧？”
我想想也是，就揣着攒了半年的工资，又是坐大巴又是坐绿皮火车的，跟着他去了花城。
第一次见林姑娘是在安宁河边。
那天太阳好，河面上闪着碎金子似的光。
她穿着浅蓝色的薄棉袄，扎着麻花辫，手里攥着块花手帕，看见我就红了脸。
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利索，憋了半天，只说出一句“我……我叫木棉”。
她却笑了，声音像春风吹过河面，轻轻柔柔的：“我知道，他们说你是边城来的老师，说话声音好听。”
那一周，我们天天在安宁河边散步。
她话不多，总是我讲，她听。
我讲边城的木棉树，讲课堂上调皮的孩子，讲师范时站在宿舍楼顶练声的日子。
讲到结巴的事，我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以前……以前总被人笑。”
她却伸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我觉得你说话的声音像春风吹过木棉，慢慢的，暖暖的，比谁都好听。”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回到边城后，我把它写在笔记本上，每天都要看几遍。
从那天起，写信成了我最盼的事。
我买了最好的信纸，彩色的，每次写信都要把晒干的木棉花瓣夹在信里。
我写“边城的木棉快开了，我想摘一朵寄给你，可又怕路上蔫了”；
写“今天给学生讲《牛郎织女》，讲到牛郎追织女，我忽然想起你”；
写“我攒了钱，等放假就去看你”……
每次寄信，都要走两小时山路到镇上邮局，冬天路滑，摔过好几跤，可摸到口袋里的信纸，就觉得不疼了。
后来电信座机终于入户了，趁着安座机优惠的节点，我第一个去办了座机电话。
我把林姑娘家的号码抄在课本第一页，磨得都快看不清了。
每个周末，我都守在座机前，从“今天吃了红薯粥”聊到“学生的作业写得歪歪扭扭”，一聊就是一小时，一个月工资大半都给了电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