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声音低了一点。
“2019年，陈屿先生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伴有严重的生理性震颤。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双手。在创作这幅画的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不见任何人。他说，他感觉自己沉在不见天日的海底，每一口呼吸都充满压力。画这片蓝，是他与痛苦共存的过程。”
“而这条白线，是他决定接受治疗，走出黑暗的那一天画下的。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画出一条通往光明的、笔直的路。但他失败了。他的手不听使唤。可他没有放弃，就用这只颤抖的手，一笔画了下来。所以，您看到的不是‘失误’，而是‘挣扎’。是一个被困在深海里的人，拼尽全力，给自己发出的一封求救信，也是一封回信。他回信给所有关心他的人，告诉他们：我还想活下去。”
展厅里，一片寂静。
之前那几个看热闹的游客，脸上的表情变了。他们重新看向那幅画，眼神里多了些东西。同情，理解，或者是一种肃然。
王姐站在不远处，看着我，眼神复杂。
雷轰的脸色很难看。他没想到我讲了一个“故事”。这种故事最麻烦，因为它能引发共鸣，而共鸣，是他这种解构式批评的天敌。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突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很干。
“小姑娘，挺会编故事啊。抑郁症？现在这年头，什么东西都能跟抑郁症扯上关系，简直是万能的挡箭牌。你说他抑郁他就抑郁了？证据呢？我看这就是你们为了抬高画价，故意编造出来的悲情营销！”
他开始耍赖了。
我知道他会这样。当事实对他不利时，他就攻击事实的来源。
我早有准备。
我举起手中的平板，点开了相册里的一张照片，然后把屏幕转向他，也转向他的直播镜头。
照片上，是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重度抑郁状态”，医生的签名，医院的红章，一应俱全。
我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但刚好能通过他胸前的麦克风，清晰地传进直播间。
“雷先生，艺术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事实，只有一个。这是陈屿先生授权画廊公开的诊断证明。您要的证据，在这里。”
3
雷轰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平板。
那张诊断证明，像一记无声的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那套“悲情营销”的说辞，瞬间成了一个笑话。
他的摄影师下意识地想把镜头从平板上移开，但我往前走了一步，确保那张清晰的、盖着红章的证明，能在他直播间的几十万人面前，停留足够长的时间。
空气凝固了。
王姐在远处对我比了个大拇指，然后又迅速藏回了身后。
雷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深吸一口气，强行挤出一个笑容，对着镜头摆摆手：“OK，OK，算他真的有抑郁症。那也只能说明他是个病人，不能说明他是个好画家。我们尊重病人，但不能因此降低艺术的标准。家人们，同情心不能代替审美！”
他迅速地偷换概念，把自己从一个质疑事实的无赖，又包装成了一个坚持标准的“硬核”评论家。反应很快，不愧是搞流量的。
“我们看下一幅！”他大手一挥，不再纠缠《深海的回信》，转身就走向了另一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