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后，陈明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回头，朝我鞠了一躬：“谢谢您，田老师。”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李老师说的“度量人心”是什么意思。
然而好景不长。期中考试后，陈明的成绩一落千丈。我找他谈话，他才支支吾吾地说，母亲病了，他每天放学要去打工赚钱。
“糊涂！”我第一次对学生发了火，“你母亲辛辛苦苦供你读书，是为了让你走她的老路吗？”
那周周末，我按照学生档案上的地址，找到了陈明家。那是一片待拆迁的平房区，低矮潮湿。陈明的母亲确实卧病在床，见到我来，挣扎着要起来招待。
“田老师，明明给您添麻烦了。”她虚弱地说。
我看着她开裂的手指和早白的头发，鼻子一酸：“大姐，您放心，陈明很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现在的困难，我们一起来克服。”
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后给陈明补课一小时，周末还帮他联系了一份在学校图书馆整理的轻松工作。教研组的同事们知道后，也纷纷伸出援手，有的捐钱，有的捐物，物理老师甚至主动去医院帮陈明母亲联系了一位专家医生。
第二年教师节，已经升入初三的陈明送给我一个自制贺卡，上面写着：“田老师，您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道：“教育的本质，是爱。”
三 教育之殇
新世纪带来了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周围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事们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被私立学校高薪挖走。我也曾动摇过，但最终留了下来。
2005年，我被评为特级教师。表彰大会上，我发言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塑造的不是产品，而是人。”
掌声很热烈，但我注意到台下有些年轻教师的眼神里透着不以为然。会后，一个刚毕业的男教师来找我：“田老师，您讲得真好。可是现在评价教师看的是升学率，家长问的是分数，您说的‘灵魂’太虚了，考核时不加分啊。”
我一时语塞。
这种无力感在2010年后愈发强烈。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学生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家校关系的紧张让教师如履薄冰。有老教师因为批评学生被投诉到教育局，最后被迫提前退休；有年轻教师因为不敢管学生，班级纪律一塌糊涂。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爱发脾气，越来越习惯性地拿起那把尺子敲打讲台。“安静！”“注意听讲！”“再说话就出去！”——这些话不知不觉成了我的口头禅。
2018年秋天，我接手了一个特殊的班级——全校有名的“问题班”。班主任已经换过三个，科任老师上课都要带着扩音器。
开学第一周，我就领教了这个班的厉害。上课铃响后十分钟，还有学生在走廊晃荡；课堂上吃零食的、传纸条的、玩手机的比比皆是；我提问时，下面鸦雀无声，一让自习，立刻炸开锅。
最让我头疼的是一个叫刘小宇的男生。他个子矮小，坐在第一排，却总是有办法引起骚动：突然学一声猫叫，把同桌的鞋带绑在椅子上，甚至有一次把一只仓鼠带进了教室。
一天下午，我正讲解朱自清的《背影》，刘小宇又在下面做小动作。我忍无可忍，抓起尺子敲在他的课桌上：“刘小宇！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