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夏末，我站在新学校门前，仰头望着那块褪色的牌子——“清河镇中学”。校门是两扇生了锈的铁门，一侧的门轴已经松动，随着风发出吱呀吱呀的呻吟。
“看什么看，赶紧进去！”父亲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在这里安分点。”
我撇撇嘴，没应声。心里却翻腾着不满。就因为在城区中学闹了几场？不过是和几个同学翻墙出去打了会儿台球，不过是课堂上和历史老师争辩了几句，不过是把物理实验器材拆了又装不回去...何至于把我发配到这乡镇中学来？
父亲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压低声音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这学校的老师可不像城里那样好说话，你最好夹紧尾巴做人。”
我哼了一声，目光扫过校园。操场是泥土压实的，跑起来肯定尘土飞扬。教学楼只有三层，墙皮剥落得厉害，几扇窗户用报纸糊着破洞。与城里中学的塑胶跑道和明亮教室相比，这里简直像个难民收容所。
“李老师！”父亲突然朝一个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的人挥手。
那人约莫四十出头，个子不高，但肩膀宽阔，步伐沉稳。他穿着一件略显发白的蓝色衬衫，袖子挽到肘部，露出结实的小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不大却极有神，像能一眼看穿人心。
“陈师傅，您来了。”李老师与我们父子握手时，我感觉到他掌心的老茧，硬得硌人。
父亲与李老师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李老师，我这儿子就交给您了。他叫陈浩，脑子不笨，就是特别犟，不听话。您该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该揍就揍，别客气。就一件事，揍的时候麻烦叫到办公室，外面揍怕他犯浑不好收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早知道父亲崇尚“棍棒教育”，但这样直接请老师揍我，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的脸颊烧得通红，既羞又怒，却不敢发作，只能死死盯着地上的一只蚂蚁爬过。
李老师打量我一番，淡淡地说：“陈师傅放心，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守规矩。”
父亲走后，李老师领我往教室走。一路上他沉默不语，我则暗自观察这个即将成为我班主任的男人。他的后背挺直，走路带风，粉笔灰沾在他的裤脚和鞋跟上，随着步伐轻轻飘落。
“你父亲是为你好。”李老师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
“让我来这破地方挨揍是为我好？”我没忍住，脱口而出。
李老师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你觉得这里是破地方？”
我梗着脖子，不肯认错。
他盯着我看了半晌，那双眼睛仿佛有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最后他只是摇摇头，继续往前走：“你会明白的。”
初三（二）班的教室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木制课桌坑坑洼洼，黑板已经灰白得几乎写不上字。最让我惊讶的是课堂纪律——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杨树叶的沙沙声。没有一个学生交头接耳，更没有人在课堂上做小动作。所有人腰板挺直，全神贯注地盯着老师和黑板。
这与城里中学的活跃氛围天壤之别。我莫名感到一种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