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着我的鼻子骂：“你都多大了！还跟弟弟抢东西！一支笔而已，让给他怎么了？你是姐姐！”
“那是我的奖品！他偷我的！”我哭着喊。
“什么偷不偷的，那么难听！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她的话，像一盆冰水，把我从头浇到脚。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在这个家里，所有权是一个笑话。我，以及我拥有的一切，都只是这个家庭的公共财产，随时可以被调配给那个更“重要”的人。
7
我的第二次反抗，在十五岁。
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一周时间，费用八百块。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把自己的存钱罐都砸了，凑了三百多，还差五百。
我拿着招生简章，怯生生地去找吴亚琴。
她看了一眼，就把简章扔在桌上：“八百？你怎么不去抢？女孩子家家的，跑那么远干什么？安安分分待在家里！”
我争辩：“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去！这是开阔眼界的好机会！”
“什么机会？花钱的机会！家里哪有闲钱给你去旅游？你弟下学期要上补习班，一门课就要一千多！”
就在我们争吵的时候，林近言拿着他那双开胶的篮球鞋走过来，抱怨道：“妈，我鞋坏了。”
吴亚琴立刻停止了对我的训斥，捧着那双鞋，满脸心疼：“哎哟，怎么又坏了。明天妈就带你去买双新的！耐克的，好不好？”
一双耐克鞋，一千二百块。
我的夏令营，八百块。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平静。我没有再吵，默默地把那张招生简章收了起来，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写道：在这个家里，我的梦想，不如他的一双鞋。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他们要求过任何“非必要”的东西。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把所有的欲望都深深地埋起来。
8
我的“懂事”和“不惹麻烦”，让他们很满意。他们以为我被驯服了。
他们不知道，沉默，有时候不是屈服，而是最彻底的失望，和最漫长的等待。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我永远离开这里的机会。
高考，就是我唯一的救生筏。
高三那年，学习的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清晨顶着星星出门，深夜伴着月光回家。
有一天，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低血糖，在课堂上晕倒了。老师给家里打了电话，是吴亚琴接的。
我醒来时，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手上扎着吊针。陪着我的，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师。
“望舒，感觉怎么样？”
“老师……我妈呢？”我下意识地问。
王老师的表情有些尴尬，他推了推眼镜：“你妈妈说，你弟弟今天有点发烧，她走不开，让我多照顾你一下。”
我的心，像是被泡进了冰水里，慢慢地、彻底地沉了下去。
我看着输液管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砸进我的血管里。很凉。
王老师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塞到我手里：“你妈妈让我转交给你的，让你自己买点好吃的补补。”
我捏着那张皱巴巴的二十块钱，突然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