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挥刀自宫那天，血浸透了家里的麻将席。
他对着惊慌失措的父母尖叫：“你们要的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我默默捡起地上带血的刀，拨通了预约变性手术的电话。
三个月后，穿着裙子的“妹妹”在镜前转圈：“姐，我终于不用替任何人当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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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招娣。顾名思义，招来弟弟。
这个名字，像一枚烙印，刻在我人生的起点。
我出生在九十年代初那个终年弥漫着潮湿霉味和劣质烟草气息的县城筒子楼里。那是老区一栋墙皮剥落得厉害的红砖楼，我家住在二楼，朝北，终年不见多少阳光。楼道里永远堆着邻居舍不得扔的破旧杂物，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散了架的木头椅子、落满灰尘的腌菜坛子。空气里总是混合着公共厕所飘来的氨水味、某家某户炖肉的油腻味儿，以及我家永远散不去的、母亲熬煮中药的苦涩气息。
我的童年记忆，是灰暗的。是父母盯着母亲日渐隆起的肚皮时，那紧张而渴望的眼神，是邻居半真半假的调侃“王师傅，什么时候请吃红蛋啊？”，是母亲喝下一碗碗黑褐色、气味刺鼻的所谓“转胎药”后，对着水池干呕的背影。家里总是很安静，一种压抑的、等待判决般的安静。父亲王建国在机械厂当工人，下班后总是闷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锁着解不开的愁绪。母亲李秀兰，曾经是棉纺厂的女工，为了生儿子，早早办了病退，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漫长的“生育战役”中。
我的存在，像墙上的一块污渍，无声地提醒着他们的失败。我的衣服大多是亲戚家姐姐穿剩下的，洗得发白，款式老旧。玩具只有一个掉了漆的塑料娃娃，还是邻居搬家时施舍的。饭桌上，难得有肉，也总是紧着父亲，因为他是“顶梁柱”，而我，是“赔钱货”。
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在王来顺降生的那个夏天，被彻底打破了。
那一年，我六岁。我记得那天异常闷热，知了在窗外声嘶力竭地叫着。父亲在产房外踱步，烟蒂扔了一地。当护士抱着襁褓出来，说出“是个带把儿的”那一刻，父亲王建国发出的那声吼叫，我至今难忘。那不是喜悦，更像是一种宣泄，一种扬眉吐气的咆哮，几乎要掀翻医院走廊的屋顶。
他像是瞬间年轻了十岁，冲下楼，几乎买光了小卖部里所有最贵的香烟，见人就发，逢人便说：“我老王有后了！有儿子了！”母亲李秀兰躺在病床上，虽然虚弱，但蜡黄的脸上却浮起一层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红晕，看弟弟的眼神，像在看一件稀世珍宝。
从那天起，我们家灰扑扑的宇宙，有了一个光芒万丈的中心——王来顺。
他的名字是爷爷，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翻烂了一本破旧字典取的。“来顺”，寓意一切顺利，王家香火顺遂传承。而我的名字“招娣”，仿佛随着使命的达成，显得更加敷衍和工具化。
弟弟的待遇，与我有着云泥之别。他的奶粉是当时县城能买到最贵的“力多精”，而我能喝上米汤就不错。饭桌上，如果只有一个鸡腿，那毫无疑问是弟弟的，父母甚至会抢着把肉剔下来喂到他嘴里，理由是“弟弟是男孩，正在长身体，将来是王家的指望”。过年买新衣，弟弟从头到脚都是县城百货大楼里最时兴的款式，小海军服、皮夹克，而我能得到一件新棉袄就已属不易，更多时候是母亲用旧衣服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