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当时就沉到了谷底。一个模糊而可怕的猜测，像冰冷的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我不敢声张，默默把东西放回原处。但我知道，我们这个看似因为弟弟的降生而“圆满”的家，底下早已暗流汹涌。
高中我拼命学习，考取了市里的重点中学，选择了住校。那是我第一次成功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大学，我更是考到了遥远的省城，只有过年和少数长假才不得不回去。每次回去，我都能感觉到弟弟身上的阴郁气息又重了几分。他和父母的交流越来越少，常常一顿饭下来，只有父母单调的追问和他“嗯”、“啊”的敷衍。父母却似乎毫无察觉，或者说不愿察觉。他们的话题，永远围绕着亘古不变的核心：
“来顺，这次考试怎么样？一定要争气，给老王家光宗耀祖！”
“来顺，多吃点，看你瘦的！将来王家就靠你了！”
“来顺，爸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指望你以后有出息了……”
这些话语，像沉重的枷锁，一圈圈套在弟弟瘦弱的肩膀上。我看得见他眼底的挣扎和痛苦，但我无能为力。我自身难保，只是一个早早被边缘化的“女儿”。
真正的风暴，在我工作第二年的一个普通周五夜晚，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那天我正在公司加班，处理一个棘手的项目。手机在桌上疯狂震动，屏幕上显示是母亲。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完全变了调的声音，混杂着哭腔、恐慌和一种天塌地陷的绝望：“招娣！招娣！快回来！出事了！出大事了！你弟弟……你弟弟他……你快回来啊！！”
母亲语无伦次，但我清晰地捕捉到了“弟弟”和“出事”这两个词。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个埋藏心底多年的不祥预感，瞬间炸开。我甚至来不及细问，立刻跟项目经理请了假，冲出公司，拦了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回县城的夜车票。
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像擂鼓，手脚冰凉。车窗外的夜色飞速后退，我的脑海里闪过无数可怕的画面。弟弟到底怎么了？车祸？生病？还是……那个我最害怕的猜测，成了真？
深夜，我终于赶回了那座熟悉的、令人压抑的筒子楼。推开家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霉味和饭菜气味的空气扑面而来，但这一次，里面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般的腥气，让我的胃一阵翻搅。
客厅里，灯光昏暗。父亲王建国和母亲李秀兰像两尊被抽走了灵魂的泥塑，瘫坐在那张用了十几年、表皮已经开裂的人造革沙发上。父亲双手抱头，花白的头发被他抓得凌乱不堪，手指深深地插在发缝里，整个人蜷缩着，仿佛瞬间苍老了二十岁。母亲则在一旁无声地流泪，肩膀剧烈地耸动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咽。
我的目光，被客厅中央的景象死死吸住了。
那张铺了多年、已经被磨得光滑的竹制麻将席上，有一大块不规则、已经变成暗褐色的污渍。那颜色，那形状，像一块丑陋的疤痕，烙在这个家的心脏位置。
母亲看到我，像是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她浑身颤抖，语无伦次：“怎么办……招娣，怎么办啊……来顺他……他把自己……那个……剪了……流了好多好多血……救护车来了……他是不是疯了……他不想活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