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终于无法抑制地，大颗大颗地砸落下来，混入地板的尘埃里。不是因为他的离去，而是因为，直到最后，他连我可能真的快要死了这件事，都不屑于去求证一下。我的生命，我的痛苦，在他心中，轻如鸿毛，甚至是一种负担。
也好。这样，也好。连最后的念想，也不必留了。
我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强忍着剧痛，将地上的诊断书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抚平上面的褶皱，然后，和那些结婚证的碎片一起，郑重地放进了那个从我旧家带来的、有些掉漆的小铁盒里。这个铁盒，装着我对过去所有的眷恋，如今，又装上了我的婚姻残骸和死亡预告。
我开始收拾行李。我的东西真的不多。衣帽间里那些昂贵的衣物、首饰、包包，大部分都是他或者他秘书买的，我一件没拿。它们不属于我，就像这栋别墅的女主人身份，从来也不真正属于我。我只带走了几件我自己带来的、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几本我珍爱的、翻旧了的书，还有那个小小的、沉甸甸的铁盒。
拖着简单的行李箱，走出这栋住了三年的别墅时，天际才刚刚泛起一丝鱼肚白。深秋的清晨，寒风萧瑟，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没有回头。这个曾经承载了我所有卑微爱恋和虚幻幸福的华丽牢笼，从此，与我再无瓜葛。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了哪里，包括那个偶尔会对我流露出同情之色的顾家老管家。我用自己工作几年偷偷攒下的一点微薄积蓄，在远离市中心的城郊，租了一间只有三十平米的老旧公寓。然后，我独自去了医院，重新做了检查。结果没有任何奇迹，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医生严肃地建议我立刻住院，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或许能延长一些时间。
但我拒绝了。
我平静地签下了放弃积极治疗的同意书。延长几个月饱受折磨的生命，在冰冷的医院里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选择了保守的姑息治疗，以减轻痛苦为主。然后，在社工的帮助下，我搬进了一家临终关怀机构。
那里很安静，白色的墙壁，柔软的灯光，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馨香。工作人员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眼神温和而包容，不会用过分同情或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让我感到些许安心。他们只是尽职地帮我缓解疼痛，陪伴我，尊重我最后的意愿。
日子变得极其简单。疼痛，吃药，昏睡，在偶尔清醒的、不那么痛苦的间隙，看着窗外四四方方的天空，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曳。我会想起很多以前的事情，快乐的，悲伤的。想起第一次见到顾景川，是在大学的校庆典礼上，他作为杰出校友发言，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站在聚光灯下，自信从容，光芒万丈。那一刻，我的心就沦陷了。虽然我知道，他身边站着的，是同样耀眼、家世相当的林晚。他们才是公认的金童玉女。
我也想起了父母。他们去世得早，留下我孤身一人。所以，我格外渴望有一个家，有一份温暖。当初顾景川在林晚出国后，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家族压力，或许是一时空虚）向我提出结婚时，我明知他不爱我，还是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答应了。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好，总有一天能打动他。现在想来，真是天真得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