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来这栋老楼的第三个月，我开始怀疑墙壁是透明的。
不是那种物理意义上的透明，是……有人能看见我。看见我蜷在沙发上啃薯片，看见我对着天花板数裂纹，甚至看见我躲在被子里发抖时，眼泪在床单上晕开的小水圈。
这一切，都从那个午夜的电话开始。
凌晨一点十七分，客厅的座机突然响了。老式电话的铃声很尖，在寂静的夜里像根针，扎得人耳膜发疼。我盯着黑暗中的电话，屏幕亮着微弱的光，像只睁着的眼睛。
犹豫了半分钟，我还是接了。指尖碰到听筒的瞬间，传来一阵电流的滋滋声，像有只虫子在里面爬。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钻了出来——不是低沉的，也不是高亢的，是那种刻意压着嗓子，像砂纸磨过木头的质感：
“你正把脚搭在茶几上，左手捏着薯片袋。”
我的呼吸猛地顿住。
低头看，右脚确实跷在玻璃茶几的边缘，拖鞋的后跟挂在脚趾上；左手攥着半包原味薯片，包装袋被捏得皱巴巴的，碎渣从指缝漏出来，掉在灰色的地毯上。
冷汗顺着后颈往下滑，凉得像冰。“你是谁？”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没有回答。只有滋滋的电流声，像对方在笑，又像在呼吸。几秒钟后，电话被挂断了，忙音“嘟嘟”地响着，在空荡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我挂了电话，手抖得厉害。冲到门口检查门锁，又把所有窗户都关紧，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一切，我缩在沙发上，盯着那部座机，直到天边泛白，都没敢再合眼。
第二天，我把座机线拔了，扔进抽屉深处。我想，大概是恶作剧吧，也许是哪个朋友知道我独居，故意吓我。
但第三天午夜，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本地号码，归属地显示就在这个区。凌晨一点十七分，分秒不差。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它自动挂断。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撞破肋骨。可没过两秒，它又响了，固执得像个幽灵。
我深吸一口气，接了。
还是那个声音，带着点不耐烦的笑意：“你在数天花板的裂纹，已经数到第17道了。”
我猛地抬头。天花板上有片水渍，干了之后裂成了蜘蛛网的形状，我这几天失眠，总爱盯着它数。刚才我确实在数，右手的食指还悬在半空，停在第17道裂纹的尽头。
“你到底是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在哪？！”
“我在看你啊。”声音轻飘飘的，像贴在我耳边说的，“看你吓得发抖，像只被雨淋了的兔子。”
电话又挂了。我把手机扔到一边，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牙齿打颤。这不是恶作剧。他能看见我，就在这栋楼里，甚至……就在我身边。
接下来的几天，电话成了定时炸弹。每天凌晨一点十七分，准时响起。他像个隐形的观众，评论着我的一举一动：
“你把新买的摄像头对着门口，却忘了厨房的窗户没关严。风灌进来，窗帘在动呢。”
我疯了似的冲到厨房，果然，窗户留了条缝，米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个窥探的人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