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图书馆的角落不再仅仅是共享空间，它成了一个秘密的磁场。我们依然不说话，但空气中开始漂浮着一些无形的信号。
比如，下一次自习，我会故意把一本廖一梅的《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放在桌角显眼的位置。而她，会在离开时，看似无意地将一枚银杏叶书签夹在我那本书里。
又比如，某天我更新了一篇关于雨天心情的文字。隔天，她的笔袋旁边，就多了一小盒包装朴素的茶包，上面用铅笔极轻地写了一个“暖”字。
我们像两个谨慎的探员，在用文字和物品传递着密码，确认着对方的频率。这种交流方式，完美地契合了我们这类人——避免了言语的笨拙和尴尬，所有的意味都藏在留白里，需要用心去解读。
有几天，苏晴看起来有些心事重重，连我们之间默契的“信号”也中断了。我正忐忑不安，周磊哭丧着脸来找我：“默子，我好像闯祸了。”
原来，他为了帮我，真的跑去向苏晴的同桌孙淑华旁敲侧击，问苏晴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不然怎么总是去图书馆。这话不知怎的，可能传到了苏晴耳朵里。
“我以为她是生我气了，觉得我在打探她的隐私。”我内心一片冰凉。
“怪我怪我！”周磊懊悔不已，“但我觉得不像，她那种性格，要真生气应该是直接无视你，可我刚才看见她在《新芽》编辑部门口，眼睛好像红红的。”
周磊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我思维的盲区。我猛然想起，最近一期校刊上，有一篇批评“晴空”文章过于消极的评论。我立刻跑去图书馆，找到那本校刊，在苏晴的文章下方，用铅笔，在页脚极其轻微地画了一个小小的“✓”。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表达超越“信号”的支持。
我和苏晴交换信号，持续了几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图书馆里的气氛也日渐凝重，但这种无声的、秘密的对话，却成了我高压生活里唯一的甜和光。我越来越确信，我们就是同类。在茫茫人海里，我们凭借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辨认出了彼此。
然而，一个问题也开始在我心中疯狂滋长：毕业在即，这座用沉默构筑的巴别塔，终将倒塌。我们之间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难道最终只能成为散场后，一段无人知晓的往事吗？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不是为了索取一个结果，而是为了给这场盛大的、无声的共鸣，一个郑重的回应。我开始构思“回声收集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唯一一篇，为她而写，并准备署上真名的文章。
我给它起的标题，叫《致 A，与晴空》。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与平静的矛盾之中。焦灼于那篇即将到来的、如同最终审判般的告白；平静于一个确凿的事实——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完成这场仪式，为了自己。
我对着空白的文档发呆。巨大的勇气和同样巨大的怯懦在拉扯着我。周磊拎着两罐可乐，翻墙进了学校，在天台找到我。
“就知道你在这儿。”他递给我一罐，自己拉开一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还在纠结你那封‘世界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