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鼓起勇气问母亲：“妈，为啥给我起这个名字？”
母亲正在灶前烧火，跳动的火苗映着她的侧脸，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叹了口气，用烧火棍拨了拨灶膛里的柴火，说：“那时候……都这样。别多想，名字就是个代号。”
可她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歉疚和无奈，比任何解释都更深刻地印在了我心里。我知道，这不能怪她。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和我一样，都是被传统观念束缚的人。
第三节：被驱逐的记忆
关于我出生后不久就被赶出老宅的事，我并没有直接的记忆。它是通过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讲述，像一幅褪色的画，慢慢在我脑海中拼凑完整的。
那通常是在冬天的夜晚，我们围坐在温暖的炕上，窗外北风呼啸。母亲会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说起往事。她的语气总是平静的，听不出太多怨恨，仿佛在讲述一件别人的、很久远的事情。
“生你的时候，是五月。”母亲会说，“你爷爷一看又是个丫头，脸当时就拉下来了。还没出月子，就说老宅挤，让你爹赶紧找地方搬。”
“后来，就搬到了村东头那间废弃的土坯房。那是以前给长工住的，又破又小，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你那时候小，总爱哭，我抱着你在屋里来回走，听着屋顶老鼠跑过的声音，心里啊……唉……”
母亲总会在这个时候停下，摇摇头，不再说下去。而我，则会想象那样一幅画面：一个年轻的、虚弱的母亲，抱着襁褓中啼哭不止的我，站在一间四处透风的破屋里，面对着茫然的未来。那种无助和凄凉，即使隔着岁月的重重帷幕，依然让我感到心悸。
这段被“驱逐”的经历，是我们母女之间最深的秘密联盟，也是我对那个所谓“家”的最初的疏离感的来源。它让我早早懂得，女性的身份，在某些时候，竟可以成为一种原罪。
直到弟弟的降生。那一年，我四岁。我记得那天，爷爷破天荒地买了鞭炮在院子里放，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家里来往道喜的人络绎不绝。不久之后，我们一家就搬回了老宅。我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只记得搬回去那天，母亲抱着弟弟，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如释重负的轻松。而我，牵着母亲的衣角，怯生生地再次踏进那个曾经拒绝过我的院落，心里充满了困惑和不安全感。
老宅依旧，但因为弟弟的到来，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名正言顺了。而我，也似乎因为“招来了弟弟”，终于获得了在这里居住的“资格”。这种用弟弟的出生换来的接纳，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加深了我内心深处那种“寄人篱下”的卑微感。
童年的天空，就这样被“盼弟”这个名字和那段被驱逐的记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我知道，我的根，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稳稳地扎进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里。
第二章：转学的微光
老宅的院落，像一口深深的井，圈住我头顶那片充满压抑的天空。而“盼弟”这个名字，则是井壁上湿滑的苔藓，让我在试图攀爬时，总感到一种无力的滑坠。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沉默的观察和小心翼翼的呼吸中，一天天流过。直到三年级，一个看似被动的转折，却像一束微光，意外地照进了我这口小小的“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