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月一封，变成两月一封，继而变得稀疏、不确定。信的内容也渐渐简短，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和匆忙。他不再详细描述见闻，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模糊规划，以及一句不变的“等我”。林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心中的不安像水底的暗礁，渐渐浮出水面。
第三年的约定之期，在林晚掰着手指头的计算中，终于到了。
那个春天，港口的海风似乎都带上了焦灼的味道。林晚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他们分别的那个防波堤。她不再像最初那样，怀着雀跃的心情去等待一个惊喜的提前归来，而是带着一种越来越沉的预感，去守候一个或许不会实现的诺言。
她看着新的货轮进港、出港，听着不同的汽笛长鸣又远去。每一次，当有船影出现在天际线，她的心都会猛地揪紧，目光死死锁定，直到看清船名，不是“远望号”，那团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便“噗”地一声，被冰冷的现实浇灭。
希望，在一次次的眺望中，慢慢磨损，蜕变成焦虑。她开始失眠，胃口不佳，人清瘦了一圈。课堂上，有时会望着窗外发呆，被学生的朗读声惊醒时，眼底带着一丝来不及掩饰的茫然。
家人和要好的同事都看出了她的异样。母亲心疼地劝她：“晚晚，别傻了。三年了，音信都少了，外面世界花花绿绿，人心易变呐。你总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
“他不会的。”林晚总是固执地摇头，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他答应过我。他一定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她甚至鼓起勇气，按照陈远航早年信里提到过的公司名称，去相关部门打听过“远望号”的消息。得到的回复要么是含糊不清，要么就是“远洋船只航线变动大，联系不便属正常情况”。唯一的线索，像投入大海的石子，连个回声都没有。
焦虑最终熬成了深深的失落。那种失落，不是突如其来的剧痛，而是一种无声的侵蚀，像潮水漫过沙滩，一点点带走所有的温度和色彩。她去港口的次数渐渐少了，从每周一次，到半月一次，再到只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他的生日，或是他们离别的纪念日——才去站一会儿。
那条红围巾，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她不敢经常拿出来看，怕磨损了它，更怕触景生情。它被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柜最底层，用干净的软布包裹着。只有在夜深人静，思念和委屈像潮水般将她淹没时，她才会将它取出，紧紧抱在怀里。羊毛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当年他身上的气息，混合着阳光与海风的味道，这味道让她心痛，却也给她一种虚幻的支撑。
第四个年头，一个秋雨连绵的夜晚，林晚发起了高烧。病来如山倒，这场病似乎积攒了太久，将她几年来的心力交瘁一并爆发出来。她昏昏沉沉地躺了许久，梦里全是颠簸的巨轮、浓得化不开的海雾，和一条在迷雾中飘远、怎么抓也抓不住的红围巾。
母亲守在床边，看着她烧得干裂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窝，终于忍不住垂泪道：“女儿啊，放下吧！为了一个杳无音信的人，把自己熬干了，值得吗？你总要为自己往后想想啊！”
这场大病，像是一道分水岭。病愈后的林晚，虽然依旧沉默，但眼神里某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她看着镜中自己苍白憔悴的面容，看着父母担忧的白发，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攫住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