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岚的呼吸顿了顿。她看着照片上的小伙子，忽然想起阿军——阿军也总穿这样的工装，也总笑出虎牙。“对不起。”她轻声说。“没事，早习惯了。”老杜把照片塞回口袋，指尖蹭到照片上的折痕，像是在摸什么宝贝。
“你呢？”他转头问她，“你在东莞，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岚望着江面，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开口。
那是三年前，东莞厚街。她和阿军在火车站认识，他刚从老家来，背着铺盖卷，连地铁都不会坐。她带他找工作，帮他租房子，两人挤在十几平的出租屋里，夏天热得睡不着，就坐在窗边吹风扇，聊以后——阿军说，等攒够了钱，就带她回湖南老家，盖个小房子，种点菜，再也不出来打工。
她信了。那时候她在舞厅跳舞，每晚穿高跟鞋跳到脚肿，回到出租屋，阿军会给她用热水泡脚，揉着她的脚踝说“辛苦了”。她觉得，再苦再累，只要能等那个“以后”，就值。
可后来，阿军在工地出了事。那天是雨天，他帮工友搬钢筋，脚手架滑了，人从三楼摔下来。她接到电话的时候，还在舞厅化妆，粉底刚涂到一半，手里的海绵就掉了。
她跑到医院，看见阿军躺在急救室里，盖着白布。医生说，人走得很快，没遭罪。可她掀开白布看的时候，阿军的眼睛是睁着的，像在等什么。
“他答应过我的，要带我回家。”阿岚的声音发颤，眼泪掉进江里，没声没响，“可他没做到。”
老杜没说话，只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风把江面上的雾吹过来，裹着水汽，打在脸上，凉得像泪。
“后来我就跑了。”阿岚擦了擦眼泪，继续说，“舞厅老板山城的雨夜
……说我违约，要我赔三万块。我没有钱，趁他不注意，揣着仅剩的几百块，买了最早一班去重庆的火车。”阿岚的声音很轻，像被江风吹散的雾，“我不敢回湖南，也不敢留在东莞，只能来这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老杜望着江面，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小凯走后，他抱着儿子的安全帽在工棚坐了一夜，第二天就收拾东西离开——不是不想留，是不敢留，怕看见任何和儿子有关的东西，怕那些回忆把自己压垮。
“我懂那种感觉。”他轻声说，“想逃，又不知道能逃去哪。”
阿岚转过头，看着老杜。他的头发上还沾着雾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疲惫，可眼神里没有鄙夷，也没有怜悯，只有一种“我和你一样”的懂。那一刻，她忽然觉得，那些憋在心里三年的话，终于有了地方放。
两人沿着江边继续走，没再说话。江风吹过，带着水汽，把彼此的沉默吹得很轻。太阳慢慢爬高，雾散了些，能看见远处长江索道缓缓划过江面，像一道慢下来的时光。
“对了，”老杜忽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我昨天路过派出所，问了一下，像你这种情况，能办临时身份证。明天我陪你去，办下来了，找工作也方便。”
阿岚愣住，手指攥紧了衣角。她怕派出所，怕登记信息时被问起过去，怕东莞的事会被翻出来。可看着老杜递过来的复印件，上面写着“临时身份证办理须知”，字迹被他用笔画了重点，她忽然点了点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