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完，我转身拼命跑开，把父亲和他那破碎的“啊……啊……”声，连同整个令人窒息的小镇，狠狠抛在身后。风在我耳边呼啸，吹干了眼泪，却吹不散心底那一片冰冷的、坚硬的羞耻。
从那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我把自己埋进书本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土。我知道，只有知识，只有考出令人瞩目的成绩，才能带我离开这里，离开这个让我抬不起头的父亲，离开这个闭塞的小镇。学校成了我的避难所，书本是我唯一的伙伴。我几乎是自虐般地学习，每一个深夜，当镇子沉入梦乡，只有我房间的灯还亮着，窗台上父亲悄悄放下的、已经凉透的鸡蛋或是一杯糖水，我从未碰过。
我和父亲之间，语言的桥梁早已断裂，现在，连目光的接触也几乎断绝了。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他偶尔会用手势比划着问我些什么，或是把好吃的菜推到我面前，我一概用最简短的点头或摇头回应，或者干脆视而不见。我能感觉到他目光里的黯然，像烛火一点点熄灭，但少年那颗被虚荣和痛苦包裹的心，坚硬如铁，不允许我有丝毫的柔软。
母亲去世得早，家里愈发冷清。父亲似乎更沉默了，他把自己更多地关在木匠房里，刨花声、凿木声常常响到深夜。那声音曾经让我心烦意乱，后来，却成了我夜晚唯一的、熟悉的背景音，像一个沉默的陪伴者，但我从未深思过这陪伴的意义。
十七岁那年夏天，我收到了来自遥远北方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能考取的、离家最远的学校。我记得把通知书放在父亲面前时，他正在打磨一个衣柜。他放下砂纸，双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才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张轻飘飘的纸。他看了很久，手指微微颤抖，摩挲着上面的字迹，然后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是极其复杂的神情，有震惊，有茫然，有不知所措，最后，汇聚成一种近乎卑微的、确认似的探询。他指了指通知书，又指了指我，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好？”
我避开了他的目光，硬着心肠，点了点头。
离家那天，天刚蒙蒙亮。镇子还在沉睡，青石板路上湿漉漉的。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县城的汽车站。他替我提着那个简陋的行李袋，走在前面。他的背影在晨雾中显得有些佝偻，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能扛起整根原木的高大身影。一路无话。只有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
离别的痛
班车发动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没有回头。我知道他一定站在那里，像过去无数个放学午后一样，站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看着我离开。车子驶出车站，拐过弯，我终于还是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果然还在原地，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蓝色的小点，一动不动，仿佛要站成一座石像。那一刻，心里某个地方猛地抽痛了一下，但我迅速扭过头，告诉自己：都结束了，新生活开始了。
大学四年，工作六年，整整十年。我像一只挣脱了线的风筝，奋力往更高更远的地方飞去，几乎切断了与云溪镇的所有联系。起初，我还会偶尔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说父亲让他转告我，天冷了，记得加衣；或者说，他给我寄了腊肉，收到回个话。我总是敷衍着，以工作忙为借口，匆匆挂断。后来，电话也渐渐少了。
